1977年冬，在举国万头攒动的高考大军中，我榜上有名，但入学通知书下来以后，却大失所望——被录取到了本地一所师范学校。想想教了四十多年书的父亲每日起早贪黑地忙碌却常遭人歧视，过着极端清苦的日子，我的心就一阵阵发凉，产生了复读的想法。这时，在邻村教书的表哥来看我，听了我的想法后，笑着对我说：“你能考上师范，也算运气，多少人还眼气哩。要我说，上师范的好处不少，一是离家近，不给汽车轮子耗油；二是不掏学费、书费、伙食费，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三是还发一点助学金，你上学期间不愁没有零花钱。这些其他学校没有，你还是高兴地去吧！”我听了他的话，开学之日背着铺盖卷，走进了东龙山那简朴却美丽、温馨的校园。
　　果然，开学不久的一天下午，班长兴冲冲地告诉大家，咱班两名家庭特困的同学每月每人发4元钱，其余的同学每月每人发3元钱的助学金，这消息使全班同学一下子沸腾起来。领了3元钱的助学金时，每个同学的脸上都露出了不容掩饰的笑容。我也不例外，把3张一元的票子揣进贴胸的口袋里，走路或睡觉自觉不自觉地捏捏，生怕不小心丢失——刚从农村出来的乡下娃，什么时候兜兜装过几元钱呢？大不了是过年父母或亲戚给的几毛压岁钱罢了。
　　拿这些钱干什么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吃是舍不得的——离学校不远处就是国营饭店，里面的蒸馍一个二两粮票五分钱，素面一碗也就二两粮票八分钱，而自己当时正是二十多岁的半壮小伙，肚里恨不得吆个肥猪进去；穿也舍不得——商店里的红卫服、学生服也就三四元钱一件，但那都是奢侈品，我一个山里娃，只能穿着母亲做的粗布黑夹袄或装着套子的粗布棉袄，脚上穿的是姐姐做的敞口布鞋；坐车更舍不得，学校离家四十里地，坐一趟班车也要四毛钱，我从来都没敢坐，周六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背着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走着回家，周日下午又背着一挎包馍步行回校。
　　人常说：“钱是人的胆。”这话一点没错。开学三个月，我已攒下9元钱了，这在一位八十年代初的少年心目中可算是一笔巨款！我的心随着钱数的增多而蠢蠢欲动起来，看见别的同学穿着白色的运动鞋在篮球场上奔跑的身姿，我也想买一双“显阔”一回；看见邻座的同学有一只小巧玲珑的闹钟，我也想买一个放在宿舍好掌握作息时间……直到有一天，看到班里一位姓牛的同学翻阅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一打听新华书店有卖，一本要五元四角呢，在那追求知识的年代里，这词典对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于是，我下决心从书店买来一本，从此爱不释手。直到今天，这本词典还完好无损，成了我终生的工具书。
　　在农村的那些年，我曾经用龙须草做弓毛，用葫芦做琴筒，做了一把土二胡，那二胡声音嘶哑，拉起来“吱呀，吱呀”像推碾子一般，哪天能有一把像样的二胡，成了我少时的梦想之一。现在手里有了这几块钱，它又一次唤醒了我对音乐的热爱，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咬咬牙买了一把价值四元五角的二胡。这二胡做工精细，通身油光铮亮，音质圆润悦耳，同学都很稀奇。接着，我又花三毛四分钱买了一本《怎样学二胡》的书，每到课余饭后，就一人偷偷跑到学校后面的核桃树林里拉起来，寂静的山坡随着我的琴声变得生动而美丽，而我的心也就变得轻快而喜悦。一年过后，我在班里的元旦晚会上用二胡独奏了一曲《二泉映月》，引得老师和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这笔助学金的经济基础，给我的文艺爱好插上了放飞梦想的翅膀。
　　不仅买了一些学习用品，我还用7毛钱买了一斤油条带回家给父母吃，他们辛苦几十年，第一次享用了儿子的孝心，脸上有了自豪的笑容，我也感到了由衷的欣慰。见家里的做饭锅补了几个疤子，母亲做饭时几次漏水气得直淌眼泪，我又用助学金从二十多里外的县供销社买了一口尺八铁锅背回家，母亲高兴地在邻居面前把我夸了好几次。一个周日，我去邻居德厚叔家串门子，听到他家没钱买盐，已经十多天吃“甜饭”了，不由得我一下子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块七毛钱，给他称了10斤盐，多年后，他老俩口还念叨我的好处……我还用助学金订阅了半年的《人民文学》杂志，它给我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亮色，也点燃了我对文学的热爱和激情。后来，当我的一篇篇小说、散文、诗歌见诸报端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对家人和朋友说：“多亏了学校当初发的三元助学金，我拿它订了文学期刊，开始学习文学写作。我的写作功底，还是上师范那几年打下的。”
　　现在我已年过半百，仍常忆起在师范的学习生活，想起当年领助学金时的喜悦心情，感激在那特别困苦的岁月里，它对我个人和家庭的帮助。几十年来，无论是当普通教师还是担任领导职务，始终难忘助学金带给自已的温暖——那两年总共才七十多元的助学金，不仅给我和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快乐时光，而且对自己形成“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的人生信条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我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可是那带着暖意的助学金，却依旧鲜活地存储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