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和积极角逐。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只要在南京与西安之间挑起一场内战，他们便可以借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打出“共同防共”的幌子，派兵直驱中国，以实现他们蓄谋已久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因此，他们极力怂恿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势力，妄图发动一场对张学良、杨虎城大肆讨伐的战争。
　　何应钦此时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权在握，身后又有日本人的支持，加之蒋介石此间身陷西安，中枢指挥乏人，南京政府唯何应钦马首是瞻。所以，他也想趁此机会，一显身手。12月13日，南京政府在何的主持下，召开应对事变决策会议。会议下令剥夺张学良、杨虎城本兼各职，并派飞机30余架飞抵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同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对张、杨的讨伐令，随之又派遣飞机连日起飞轰炸渭南、华县，藉以给镇守在关中东府前沿阵地上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施加压力。
　　此间的蒋夫人宋美龄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一方面央告黄埔系的高级将领和空军官佐勿要对西安实施狂轰滥炸，另一方面又同积极备战的何应钦大闹，警告他不要将西安起事的张、杨相逼过急，弄得何应钦很是尴尬，骑虎不能下背。这时蒋介石的高级顾问、英国人端纳，为了保障英美两国在华的既得利益，遂自告奋勇，说自己同张学良关系十分熟识，愿意陪宋美龄前往西安劝和，营救难中的蒋委员长。但宋美龄还是胆怯，不敢贸然前去，反而央求端纳替自己先走一趟一探虚实。12月16日，端纳到西安后由张学良陪同，亲晤蒋面，并送上宋美龄写给蒋的亲笔信。蒋见信方知大局不妙，南京政府已被何应钦闹得乌烟瘴气，正扮演着“戏中有戏”的障眼把戏，不由悲从中来，竟当着张学良和端纳的面痛哭了起来(详见王维之《西安事变酝酿记》。王维之时任十七路军军需处处长。王文原载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暨十七路军军史研究委员会编《十七路军军史资料(一)》，2008年1月出版，内印)。12月17日，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日，交蒋鼎文飞南京面交何应钦。何随之下令19日下午6时以前暂停轰炸。本日晚又急电前方：20日前线各军仍然向西安推进，并恢复飞机轰炸。同时还急电催促正在德国与希特勒谈判的汪精卫归国。1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在会议上何竭力主张讨伐张、杨，马踏西安，并且扬言，要号令三军披麻戴孝，誓师西征，实质上是想乘乱将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会议决议：(1)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责令其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同时任命刘峙为讨逆军东路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总司令。(2)推于右任赴潼关、渭南，宣慰西北军。杨虎城部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驻军大荔)受于的分化叛变，投靠何应钦，旋经南京政府委为讨逆军渭北总司令。至此，西北联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便无险可守。东北军炮八旅旅长黄永安这时也在洛阳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中央军董钊的二十八师乘虚进军，包围华县，并击溃东北军两个营，进抵赤水。陕东军情异常危急。
　　在外援方面，山西的阎锡山背信弃义，13日复电指责张、杨，并将张、杨早先联络他的电文公开发表。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宋哲元表面上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暗地里却派人到西安，怂恿杀蒋，并挑拨西北联军内部关系。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虽然对张、杨表示同情和支持，但远水不解近渴。
　　15日，中共中央致书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盼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当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由瓦窑堡出发，辗转两天，抵达西安。当晚，周、张、杨举行会谈，张、杨对周所谈中共对事变的分析和和平解决的方针表示同意。三人又于12月20日在杨官邸最后商量谈判条件，硧定为以下四项，即：(一)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且应有行动表现；(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据王菊人《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王时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机要秘书。王文原载《十七路军军史资料(二)》)。另外，关于放蒋的问题，杨的主张是有条件、有保证地放蒋。长此拘蒋，这个人质也会失去作用。蒋若回去，至少汪、何等亲日派可以拿不到实权，还可以造成南京政府的内部矛盾。因此，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后，三方都认为放蒋之害还是较轻的。
　　(二)
　　事变发动之前，12月10日晚，张、杨对起事之后的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曾进行过一次估计和军事部署安排：(1)预计蒋一旦被扣，南京政府必然要采取军事行动，但我们有蒋介石在手中作为抵押品，他们也必然不敢认真地向我们进攻。这对于我们集结兵力进行有效防御是有利的。(2)蒋的部队正陆续向西开进，在豫西一带正在行进的兵力不到十万人，而且分散在郑州至潼关外一线，暂无立即集结到对我方作战的可能。(3)当务之急在于控制潼关这个隘口。但从陕北及陕甘边界调集部队到潼关，需要五天时间。(4)应商请中共派红军一部进入商洛地区，以确保潼关右侧的安全。估计红军在十天左右即可以到达商洛一线。蒋军在商洛目前尚无军队驻扎。红军行军到商洛距离比蒋军短，行动也比蒋军迅速，而且红军对商洛的地形熟，也有群众基础。红军在商洛担负的任务，主要在于策应潼关方面的防御。(5)张、杨同时还对驻守在西兰路甘肃境内的胡宗南部、关麟征部，驻守在咸阳的蒋军第十三师，以及驻汉中的王耀武旅的监视、布防和包围缴械等事项，也一一进行了周密部署(资料来源：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
　　但是，事变一起，形势大变。尤其是12月25日放蒋之后，张学良反而成为蒋介石手中的抵押。这时，蒋便开始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施以军事威胁、政治分化、金钱收买、制造分裂等手段，从而使西安方面“三位一体”共度时艰的团结局面迅速恶化起来。
　　当时蒋军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方向是：集中40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进发。渭河南北各为一路，分别由顾祝同、陈诚指挥；商(州)洛(南)为一路，由卫立煌指挥；甘肃、宁夏各为一路，分别由蒋鼎文、朱绍良指挥。兵力之强、部署之严，足见中央军发起攻击的气焰之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有将东北军、十七路军一举吞没之势。
　　这样凶猛凌厉的军事威胁，怎么能使西安军民不感到万分激愤呢？军界民情的鼎沸，酿成了全体军民积极应战的一致呼声。值此之际，中共代表团从民族大局出发，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适时地作出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应战的正确决定，从而使毗邻西安的商洛地区，被历史定格为保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东南方向重要防御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