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东南屏障
文章字数：4088
(三)
1937年1月上旬，遵照周恩来副主席的命令，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军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从甘肃庆阳南下，15日即由蓝田进驻商州。红七十四师这时已奉命改编为“抗日南路军”，于同月22日与红十五军团在商州城会师。两支红军会师后，红十五军团司令部设于商县中学校(即今商州区中学)。其所部一团防守在城北金凤山，其余各团分驻在四皓墓、李家塬、陈塬与东龙山附近一带；红七十四师司令部设在东关娘娘庙，部队驻守在丹江南岸的侯家塬、四合村一带，向山阳方向实施警戒。红军入驻之后，立即厉兵秣马，修筑工事，严阵以待。商洛人民也同仇敌忾，积极支援红军备战，并踊跃报名参军。在短短的20多天里，红十五军团在商洛就组建了一个拥有700多人的新兵营，仅商州腰市、大荆一带参加红军部队的穷苦百姓，就达到了三四百人(转摘自冀振峰《红色商洛的历史贡献》，原载《商洛文化研究》2012年第九辑)。
事变爆发的当天，按照事先指令，十七路军直属部队特务第一团韩子芳部，已由西安开赴蓝田、商县，并在潼关、渭南防线右翼布防，以防阻蒋军由洛南方面向西安进攻。另外，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其时正驻防在商州城东的沙河子一带。为了加强商洛方面的兵力布防，12月20日杨虎城又发出命令：将特务第二团与韩子芳的特务第一团合编为一个独立旅，以许权中(共产党员)为旅长。许是临潼人，曾担任我党组织发动的“渭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抗战初期任冯玉祥部师旅长时，在张家口参加过抗日同盟军，是著名抗日名将。杨虎城这时起用这位将军备防陕西东南，意味深长，倚重之意在焉。按照命令，许旅的布防，主要驻扎地在商州、蓝田的许家庙和渭南厚子镇一带，主要任务是侧防潼关右翼。
该旅一团正准备移防蓝田时，忽接张、杨急电，称：“据报蒋军第十师李默庵部傅正模旅，已进抵洛南东石坡镇。着该团连夜开往渭南厚子镇，左与孙(友仁)旅，右与蓝田部队切实联络，严密布防。”厚子镇是进出华山的通道，北通华阴华县，东通商洛，是兵家必争的重要据点。特务一团接到命令后，于12月22日早改向厚子镇急进，下午即到达目的地。当即派第一营分驻华山的道峪、刘峪等重要峪口。第三营驻防木家垭一带，将通往华山的重要隘路、峪口、道路全部予以封锁，防止蒋军由洛南与商州西北方向向西安突进。其时，中央军傅正模旅已攻占下了洛南县城。24日，除傅正模旅外，中央军新开列的第九十五师、九十八师，曾万钟的第七师与第十一师，也相继抵达洛南。
又闻：公秉藩所率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一支队，也由西安潜回武关、商南，并偕同九十八师李铁军部折回龙驹寨，并将当地匪首刘子杰收编为一个地方民团，企图在商洛纠结反动势力，伺机破坏和扰乱陕东南的我军备防。31日，许旅驻厚子镇的第二营清峪口哨兵，即捕获公秉藩派来刺探军情的特务3名，并在此3名特务身上搜出特务暗号证。
1937年1月13日，许旅特务团的士兵即在许家庙与蓝田一带的大小村庄里，看到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第73、74、75三个师的先头部队。红军战士们大部分身穿便衣，腰佩红布条，如生龙活虎一样。夜晚他们分住在村民家里，不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秋毫不犯，还时常给村民扫地、挑水，帮助做农活杂活，军民感情极为融洽。因为保密的关系，十七路军的下级指挥官也不知道红军来这里的任务，只是在双方联欢与相互交谈中，才了解到这支红军部队开到这里的任务，是在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组成的抗日联军，堵击华山方面的蒋家军队向西安进犯的。在商县黑龙口还驻有红军的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红军的支援，极大地鼓舞了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官兵们的战斗意志因而更加坚强。
许旅为了执行上峰关于“对洛南之敌应用各种手段迟滞其行进”的指示，1月12日第三营第十连的雷连长、石连长还带领士兵改换便衣，假借红军名义进入华山附近，对中央军进行扰乱，以使其形成错觉。因为中央军过去吃过红军不少败仗，最害怕共产党的军队(以上资料据谢晋生《西安事变渭南备战日记》。谢时任西安绥署特务第二团副团长。原文载《十七路军军史资料(一)》)。
(四)
1937年1月12日，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时任二十路军总司令的张钫(部队驻防福建)，赴奉化面晤回家乡养腰伤的蒋介石，蒋让张就陕西如何善后谈一下他的看法和意见。张的意见中就提到对商洛一路双方攻防力量和形势的担心。他说，听说共产党的队伍已在商州一带活动，如果他们出洛南到泰峪，中央军的后路就要受到威胁。第三天，临别时，蒋嘱咐张钫到南京与何应钦、林蔚文具体研究陕西善后的进行步骤，总体以不用兵为原则，对张、杨，对陕西应有和平了事的表示。张到南京后，同何应钦等开会讨论时，何仍坚持调兵遣将，讨伐叛乱的荒谬主张，并且狂言：“西安事变，如果不是声罪致讨，委员长就不会被释放出来。现在他们理屈气馁，我们名正言顺，大伸挺伐，一击即溃，所以我始终主张讨伐，以整纲纪。如果不将叛逆根本铲除，养痈必胎后患。”
张钫受蒋介石的委托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三点意见：(1)张学良亲自将委员长送出西安，可见他有竭诚拥护之心；(2)宋子文及宋美龄在西安对张、杨有诺言；(3)若战则兵连祸结，违背西北人民意愿。和平解决，张、杨部队不致铤而走险，或全数投入共产党。张还说在奉化晤谈时蒋介石也同意他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何应钦只好说：“纵然不即刻就打，也要预备打，现在各省军政长官都主张讨伐，前方将士义愤填胸，不打的话目前实在说不出来。如何打法，自应先行计划。”
这时林蔚文拿出了日文的详细军事地图，先让参谋们把张、杨部队的驻地、兵种、兵力详加标识，又标识了共产党部队的所在地和所据地形。当时中央军的情形是：西路，关麟征在固原，胡宗南在平凉，万耀煌在秦岭山中；东路，顾祝同指挥的八个师集结在潼关至渭南一条线上，南阻秦岭，北碍渭河，而且听说共产党军队已到商州，冯钦哉在商洛的兵力有限，中央军也不占优势。张学良的主力在东路临潼、斜口、鸿门一带，阵地巩固。杨虎城的司令部在三原，主力在渭南以北。如果战争开始红军突出洛南，中央军东路军便会受威胁；另外西路军孤立无援，必将遭遇失据。按图详加研究，综合分析，并将山河险阻及双方形势一一对比之后，何、林两人也认为形势于中央军不利。但何仍主张先将形势扭转，然后进攻，不肯放弃他的战争主张。
第二天晓时会议继续讨论，直到上午10点，才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件。同时决定，将中央军另加部署，调两个师从渭南猴子头进入商州，以防红军异动；调两个师过渭北驻沙苑一带，与冯钦哉联系；调胡宗南由平凉东驻兴平、乾州，迫使西北各军就范。一场内战的暴风骤雨从此平息，走上了用政治解决的途径。(以上资料来源：张钫《西安事变后我与蒋介石、何应钦接谈经过》，原载《十七路军军史资料(二)》)。
(五)
1937年1月8日，南京政府派吴瀚寿、王化一持蒋、张手函飞西安，奉劝西安方面服从命令。国民党政府新任命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亦派祝绍周到西安进行和谈试探，并且提出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的甲、乙两种方案，要求西安方面选择。26日，十七路军代表李志刚、东北军代表谢珂(28日改为王宗山)赴潼关与顾祝同谈判。至30日西安方面商妥，决定采用甲案：即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军，兵力由原方案的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陕西省政府仍委十七路方面人员出任，委孙蔚如为陕西省省长。
但此间西安内部和、战意见分歧。2月2日，东北军主战最力的少数派孙铭九、应德田等，竟刺杀了主和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王以哲，同时还杀害了参军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以及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等，使东北军陷于分裂状态，失去应对事变的领导核心。
2月6日，杨虎城离开西安，十七路军全部撤往三原。这时东北军一零六师师长沈克、骑兵师师长檀自新等叛变，致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投降。同时，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纷纷要求国民党中央改甲案为乙案，愿意全军东开。8日，中央军宋希濂率三十六师进入西安(以上资料来源：申伯纯《对〈西安事变始末大事月表(草稿)〉的意见》，申时任十七路军交际处长。原文载《十七路军军史资料(一)》)。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自动抵抗。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宣言，抗日战争全面开始。15日，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7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庐山会谈，国民党代表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并允诺由国民政府公布。22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所部共编为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和一二零师，以林彪、刘伯承、贺龙分任这三个师的师长，东开山西，实行抗日武装斗争。2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必要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对日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西安事变”所要求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理想和目标，完全胜利实现。
1937年2月5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州，开赴三原，返回陕北。2月8日，红七十四师也撤离商州，移防镇安，就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年7月在三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
闻一多先生的弟子、诗人陈梦家在热河省沦入日寇铁蹄之下，华北形势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出于对家国存亡的关切，先后完成并出版了《陈梦家作诗在前线》与《铁马集》，其中长达800余行的长诗《泰山与塞外的浩歌》，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并传诵一时，诗中陈梦家吟道：
“万里长城！告诉我你龙钟的腰身里
收藏多少锋镝；告诉我那些射箭的
英雄他们英雄的故事；告诉我巍然
无恙的碉楼如今更望得见多远
——有我汉家的大旗在苍茫间飞扬”
诗的字里行间颇有岑参边塞诗的恢弘气魄，内中的情绪充溢着激越昂扬的民族精神。陈诗描绘的意境不由使人联想到当年红军守卫的漠漠商山，以及商山“龙钟的腰身里收藏多少锋镝”和“那些射箭的英雄他们英雄的故事”，以及在敌我对峙的严峻时刻，飘扬在商洛苍茫云海之间红军那腥红的战旗！
陈寅恪先生有诗云：“旷代功勋旷代才，擎天高柱复危榱……寄语世人须着意，亲仇有界莫模糊。”是的，“西安事变”虽然过去了70年，但是商洛作为和平解决事变的东南防御屏障和担负防御任务的红军部队的历史功绩，如昭天日，我们应该永志铭记！
1937年1月上旬，遵照周恩来副主席的命令，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军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从甘肃庆阳南下，15日即由蓝田进驻商州。红七十四师这时已奉命改编为“抗日南路军”，于同月22日与红十五军团在商州城会师。两支红军会师后，红十五军团司令部设于商县中学校(即今商州区中学)。其所部一团防守在城北金凤山，其余各团分驻在四皓墓、李家塬、陈塬与东龙山附近一带；红七十四师司令部设在东关娘娘庙，部队驻守在丹江南岸的侯家塬、四合村一带，向山阳方向实施警戒。红军入驻之后，立即厉兵秣马，修筑工事，严阵以待。商洛人民也同仇敌忾，积极支援红军备战，并踊跃报名参军。在短短的20多天里，红十五军团在商洛就组建了一个拥有700多人的新兵营，仅商州腰市、大荆一带参加红军部队的穷苦百姓，就达到了三四百人(转摘自冀振峰《红色商洛的历史贡献》，原载《商洛文化研究》2012年第九辑)。
事变爆发的当天，按照事先指令，十七路军直属部队特务第一团韩子芳部，已由西安开赴蓝田、商县，并在潼关、渭南防线右翼布防，以防阻蒋军由洛南方面向西安进攻。另外，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其时正驻防在商州城东的沙河子一带。为了加强商洛方面的兵力布防，12月20日杨虎城又发出命令：将特务第二团与韩子芳的特务第一团合编为一个独立旅，以许权中(共产党员)为旅长。许是临潼人，曾担任我党组织发动的“渭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抗战初期任冯玉祥部师旅长时，在张家口参加过抗日同盟军，是著名抗日名将。杨虎城这时起用这位将军备防陕西东南，意味深长，倚重之意在焉。按照命令，许旅的布防，主要驻扎地在商州、蓝田的许家庙和渭南厚子镇一带，主要任务是侧防潼关右翼。
该旅一团正准备移防蓝田时，忽接张、杨急电，称：“据报蒋军第十师李默庵部傅正模旅，已进抵洛南东石坡镇。着该团连夜开往渭南厚子镇，左与孙(友仁)旅，右与蓝田部队切实联络，严密布防。”厚子镇是进出华山的通道，北通华阴华县，东通商洛，是兵家必争的重要据点。特务一团接到命令后，于12月22日早改向厚子镇急进，下午即到达目的地。当即派第一营分驻华山的道峪、刘峪等重要峪口。第三营驻防木家垭一带，将通往华山的重要隘路、峪口、道路全部予以封锁，防止蒋军由洛南与商州西北方向向西安突进。其时，中央军傅正模旅已攻占下了洛南县城。24日，除傅正模旅外，中央军新开列的第九十五师、九十八师，曾万钟的第七师与第十一师，也相继抵达洛南。
又闻：公秉藩所率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一支队，也由西安潜回武关、商南，并偕同九十八师李铁军部折回龙驹寨，并将当地匪首刘子杰收编为一个地方民团，企图在商洛纠结反动势力，伺机破坏和扰乱陕东南的我军备防。31日，许旅驻厚子镇的第二营清峪口哨兵，即捕获公秉藩派来刺探军情的特务3名，并在此3名特务身上搜出特务暗号证。
1937年1月13日，许旅特务团的士兵即在许家庙与蓝田一带的大小村庄里，看到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第73、74、75三个师的先头部队。红军战士们大部分身穿便衣，腰佩红布条，如生龙活虎一样。夜晚他们分住在村民家里，不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秋毫不犯，还时常给村民扫地、挑水，帮助做农活杂活，军民感情极为融洽。因为保密的关系，十七路军的下级指挥官也不知道红军来这里的任务，只是在双方联欢与相互交谈中，才了解到这支红军部队开到这里的任务，是在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组成的抗日联军，堵击华山方面的蒋家军队向西安进犯的。在商县黑龙口还驻有红军的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红军的支援，极大地鼓舞了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官兵们的战斗意志因而更加坚强。
许旅为了执行上峰关于“对洛南之敌应用各种手段迟滞其行进”的指示，1月12日第三营第十连的雷连长、石连长还带领士兵改换便衣，假借红军名义进入华山附近，对中央军进行扰乱，以使其形成错觉。因为中央军过去吃过红军不少败仗，最害怕共产党的军队(以上资料据谢晋生《西安事变渭南备战日记》。谢时任西安绥署特务第二团副团长。原文载《十七路军军史资料(一)》)。
(四)
1937年1月12日，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时任二十路军总司令的张钫(部队驻防福建)，赴奉化面晤回家乡养腰伤的蒋介石，蒋让张就陕西如何善后谈一下他的看法和意见。张的意见中就提到对商洛一路双方攻防力量和形势的担心。他说，听说共产党的队伍已在商州一带活动，如果他们出洛南到泰峪，中央军的后路就要受到威胁。第三天，临别时，蒋嘱咐张钫到南京与何应钦、林蔚文具体研究陕西善后的进行步骤，总体以不用兵为原则，对张、杨，对陕西应有和平了事的表示。张到南京后，同何应钦等开会讨论时，何仍坚持调兵遣将，讨伐叛乱的荒谬主张，并且狂言：“西安事变，如果不是声罪致讨，委员长就不会被释放出来。现在他们理屈气馁，我们名正言顺，大伸挺伐，一击即溃，所以我始终主张讨伐，以整纲纪。如果不将叛逆根本铲除，养痈必胎后患。”
张钫受蒋介石的委托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三点意见：(1)张学良亲自将委员长送出西安，可见他有竭诚拥护之心；(2)宋子文及宋美龄在西安对张、杨有诺言；(3)若战则兵连祸结，违背西北人民意愿。和平解决，张、杨部队不致铤而走险，或全数投入共产党。张还说在奉化晤谈时蒋介石也同意他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何应钦只好说：“纵然不即刻就打，也要预备打，现在各省军政长官都主张讨伐，前方将士义愤填胸，不打的话目前实在说不出来。如何打法，自应先行计划。”
这时林蔚文拿出了日文的详细军事地图，先让参谋们把张、杨部队的驻地、兵种、兵力详加标识，又标识了共产党部队的所在地和所据地形。当时中央军的情形是：西路，关麟征在固原，胡宗南在平凉，万耀煌在秦岭山中；东路，顾祝同指挥的八个师集结在潼关至渭南一条线上，南阻秦岭，北碍渭河，而且听说共产党军队已到商州，冯钦哉在商洛的兵力有限，中央军也不占优势。张学良的主力在东路临潼、斜口、鸿门一带，阵地巩固。杨虎城的司令部在三原，主力在渭南以北。如果战争开始红军突出洛南，中央军东路军便会受威胁；另外西路军孤立无援，必将遭遇失据。按图详加研究，综合分析，并将山河险阻及双方形势一一对比之后，何、林两人也认为形势于中央军不利。但何仍主张先将形势扭转，然后进攻，不肯放弃他的战争主张。
第二天晓时会议继续讨论，直到上午10点，才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件。同时决定，将中央军另加部署，调两个师从渭南猴子头进入商州，以防红军异动；调两个师过渭北驻沙苑一带，与冯钦哉联系；调胡宗南由平凉东驻兴平、乾州，迫使西北各军就范。一场内战的暴风骤雨从此平息，走上了用政治解决的途径。(以上资料来源：张钫《西安事变后我与蒋介石、何应钦接谈经过》，原载《十七路军军史资料(二)》)。
(五)
1937年1月8日，南京政府派吴瀚寿、王化一持蒋、张手函飞西安，奉劝西安方面服从命令。国民党政府新任命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亦派祝绍周到西安进行和谈试探，并且提出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的甲、乙两种方案，要求西安方面选择。26日，十七路军代表李志刚、东北军代表谢珂(28日改为王宗山)赴潼关与顾祝同谈判。至30日西安方面商妥，决定采用甲案：即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军，兵力由原方案的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陕西省政府仍委十七路方面人员出任，委孙蔚如为陕西省省长。
但此间西安内部和、战意见分歧。2月2日，东北军主战最力的少数派孙铭九、应德田等，竟刺杀了主和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王以哲，同时还杀害了参军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以及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等，使东北军陷于分裂状态，失去应对事变的领导核心。
2月6日，杨虎城离开西安，十七路军全部撤往三原。这时东北军一零六师师长沈克、骑兵师师长檀自新等叛变，致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投降。同时，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纷纷要求国民党中央改甲案为乙案，愿意全军东开。8日，中央军宋希濂率三十六师进入西安(以上资料来源：申伯纯《对〈西安事变始末大事月表(草稿)〉的意见》，申时任十七路军交际处长。原文载《十七路军军史资料(一)》)。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自动抵抗。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宣言，抗日战争全面开始。15日，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7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庐山会谈，国民党代表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并允诺由国民政府公布。22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所部共编为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和一二零师，以林彪、刘伯承、贺龙分任这三个师的师长，东开山西，实行抗日武装斗争。2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必要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对日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西安事变”所要求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理想和目标，完全胜利实现。
1937年2月5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州，开赴三原，返回陕北。2月8日，红七十四师也撤离商州，移防镇安，就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年7月在三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
闻一多先生的弟子、诗人陈梦家在热河省沦入日寇铁蹄之下，华北形势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出于对家国存亡的关切，先后完成并出版了《陈梦家作诗在前线》与《铁马集》，其中长达800余行的长诗《泰山与塞外的浩歌》，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并传诵一时，诗中陈梦家吟道：
“万里长城！告诉我你龙钟的腰身里
收藏多少锋镝；告诉我那些射箭的
英雄他们英雄的故事；告诉我巍然
无恙的碉楼如今更望得见多远
——有我汉家的大旗在苍茫间飞扬”
诗的字里行间颇有岑参边塞诗的恢弘气魄，内中的情绪充溢着激越昂扬的民族精神。陈诗描绘的意境不由使人联想到当年红军守卫的漠漠商山，以及商山“龙钟的腰身里收藏多少锋镝”和“那些射箭的英雄他们英雄的故事”，以及在敌我对峙的严峻时刻，飘扬在商洛苍茫云海之间红军那腥红的战旗！
陈寅恪先生有诗云：“旷代功勋旷代才，擎天高柱复危榱……寄语世人须着意，亲仇有界莫模糊。”是的，“西安事变”虽然过去了70年，但是商洛作为和平解决事变的东南防御屏障和担负防御任务的红军部队的历史功绩，如昭天日，我们应该永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