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和老伴将保存多年的粮票、布证作为一笔重要“遗产”全部平均分给三个子女。每人给了3张面额为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和两张面额1市尺的陕西省布证。大儿子和女儿的是他们回家过春节时给的，小儿子的是我们今年4月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带到美国的。不论到谁家，我都会给子孙讲中国昔日使用票证的故事。
　　票证的年代是缺吃少穿的年代，是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是经济落后贫穷的年代，是不堪回首的年代。我和老伴同庚，新中国成立那年7岁，对我们国家实行票证的年代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从组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一大二公”的共产风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粮食减产，棉花歉收。因此，即使风调雨顺的年份，人们仍然是缺吃少穿；逢上不可抗御的自然灾害的年份，更是饥寒交迫。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正在中学上学，经历吃糠咽菜，浑身浮肿。因而至今我对“饥饿”总是刻骨铭心。
　　经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后，不但没有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且人们需要的物质更加匮乏，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实行凭票证供应。诸如粮票、布证、油票、肉票、豆腐票等等一大堆。不要小看过去的票证，有没有大不相同。我清楚地记得用粮票买一斤面粉的价钱是0.161元，没有粮票买黑市面1斤往往在1元多。同样，买其他商品没有票证要么买不到，要么就是高价。所以，当时有人称这些票证是“第二人民币”。
　　1963年8月，我高中毕业参军，在商洛军分区服役。人常说，“干不死的葱，饿不死的兵”，当兵可以吃饱饭了。岂不知，军分区是机关不是连队，每顿饭都登记每个人所吃的粮、钱数量，月底结算，超支不补，节约归己。但经历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家老少个个挨饿的情景，时刻都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哪敢放开肚皮吃饱饭？每年总会把节约的粮票积攒起来，找熟人买些大米、面粉捎回家，目的是让家里人少挨饿。实行票证的年代，县上干部和公社干部下到农村，在社员家中吃一顿饭付给4两粮票和2角钱。我们几个姑姑和叔父在外地工作，他们每年总会节衣缩食寄些钱和粮票给祖父母，他们知道光有钱是买不到吃的的。
　　做衣服需要布和棉花，那时买布和买棉花都凭票证。1963年，咱陕西省每人仅发了1.7市尺的布证，说实话不够做一条裤头，一家人的布证凑在一起只能做一件衣服。那时，是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社会宣传“艰苦朴素，越穷越革命”。因此许多人都穿的补丁摞补丁，“乌鸦站在猪脊背，谁莫笑话谁。”十几年，我穿的蓝裤子两个膝盖和屁股上总是补了再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1968年元月我们结婚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布证、棉花票都搜集起来做了一床被褥，没有布证买新衣服，我穿着旧军装，她穿件旧衣服，也没有待客，没买一件家具，没收拾新房，到西安住了几天，算是旅行结婚。同年10月，我们的大儿子出生，等着拿上出生证才能领布证和棉花票，给娃做棉衣和缝小被子。这条小被子，以后有了女儿和小儿子还接着用。
　　老伴精打细算，心灵手巧。没有布证，她买来小手绢给女儿拼接做了件花衣服，谁看了都说漂亮。上世纪70年代末，我家邻居一位巧媳妇儿，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条日本进口的尿素布袋，没染色给丈夫缝了件短袖，用染了蓝色的给她缝了条裤子。白色尿素袋子上都印有“尿素”和“日本株式会社”黑字，再洗都洗不掉。前面的熟人见了喊他“日本”，后面的熟人喊他“尿素”。她穿上染了蓝色，但不能完全盖住的黑字的那条裤子，近处细看大腿上有“尿素”字样，屁股上还有“日本”两个字样。他们穿上尿素布袋做的裤子和衣服，穿行于县城大街小巷上下班，像如今做宣传广告一样，在丹凤县城穿尿素布袋做的衣服便很快流行起来。
　　中国长城内外唱响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票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彩电等短缺商品还继续凭票供应。完全取消票证也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
　　“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刚脱离全民贫困的国家，‘80后’这一代人是第一批成长过程中吃得上饱饭的中国人，开始享受选择的自由。”这是2014年10月14日，在美国召开的亚洲协会对话会上来自中国代表的声音。中国有句俗话“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我衷心希望中国的“80后”这一代能吃上饱饭的人及其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过去的中国人总是缺吃少穿、忍饥挨饿的历史，珍惜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