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陶醉在温馨的睡梦中，一阵清脆的铃声将我唤醒。县老干局王军局长告诉我：“李文举主席病逝了。”我的心立即往下一沉，不由得长叹一声，泪花滚出了眼角。匆匆洗刷完毕，随王军局长坐车赶往临潼。
　　小车在高速路上奔驰，往事像一幕幕画面，在脑际中徐徐展开。
　　认识文举先生很早，还是十六岁那年，他因“诗社”之事受到不公正处分。那时，我很尊崇他，主要是他的品德和满腹经纶的学识。而后多年，由对他的崇敬变成了对寇小琴老师的敬重。在政治气候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她固守坚贞的爱情，暑假、寒假依然回蓝田乡下陪伴那个被她挚爱而又受着不公正待遇的人......
　　感情有着极大的鼓舞力量，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重要前提。也许，是亲情的支持和关爱，先生平安地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
　　物换星移，时光荏苒，1979年，文举先生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他的问题平反了！组织安排他在教师进修学校任主任。也因为我与寇老师都在城关小学任教，便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不久，我考取了陕西教育学院中文专业大专函授班，先生隔三差五给我们代课，我们成了师生关系，是因为学习努力一点吧，我是先生喜爱的学生之一，算是他的爱徒吧！
　　不久，先生调任一中教导主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地位变了，我们的友情没变，有机会我们常在一块谈历史、谈文学、谈诗歌、谈教研。日久天长，我们由师生变成了朋友。
　　先生平易近人，为人谦和、热情，治学严谨、认真。我们是好友，他从不怨天尤人，谈论过去对那些不公正的事，他宁可默默地承受一切，也不枉议是非。先生担任县志主编，对文革也只是以大事记呈献给后人，这种客观尊重历史的观点也深深地教育了我。
　　1990年，我从陕西丹凤师范调回商南县委工作，是寇老师对我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肯定吧，时任主管教育副县长的文举先生，多次找我谈话，一心推荐我出任商南县二中校长。是别的原因还是家中强烈的反对？我婉言谢绝了先生的好意。
　　世界上有许多做成事的人，不是他会做，而是他敢做。而只有敢于尝试的人，才可能取得成功。我大概属于畏缩不前，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致一次次错失良机。但先生曾多次给了我机会。
　　1993年换届选举，先生调任商南县政协副主席(正县级)并主持工作，是老师对爱徒的信任吧，他向县委提出让我担任政协秘书长，吴书记说“这个人我要用”。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们合作的机会也就擦肩而过了。
　　其实，与先生的真正交往，还是文学把我们连在了一起。确切地说，文举先生是新中国商南文学的奠基人。九十年代，先生出版了散文集《醉人山风》《商州诗话》；成立了商南县文学创作学会，请贾平凹、京夫、肖云儒等文学大家来商南讲课，开启了商南文学的未来，影响了一大批商南文学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1992年，完成本科学业后，也学着先生写一些小散文。得益鱼在洋主编的指导，拙作先后在《延河》《当代陕西》《散文选刊》《作家报》《南方文学》《商洛日报》等报刊发表，尔后，也出版了五、六本作品集。每有新作问世，先生都要给予中肯的评价和鼓励，在近八十高龄的时候，还亲自为散文集写评论文章。那热情洋溢，荡气回肠的美文不时浮现在眼前。我实在愧对先生的期望。
　　十几年前先生要去西安定居，我曾善意地挽留过，子女连接着老人的心，他还是在西安南二环青龙小区安了家。尔后经年，我在西安编辑《陕西文学界》杂志，有时，也登门请教；我每期把刊物寄给先生，得到了先生的指点、支持；先生每年或一次、或两次回商南小住，老同事和学生们也有一段相聚欢乐的时光。前年我发觉先生身体每况愈下，记忆力减退，心中非常担心；去年夏天返商，甚至连聚会的精力都没有了，与我交谈，充满了忧伤。想不到那是最后的一别……
　　久久地肃立在先生的遗像前，有说不出的感慨，自此，我失去了严师，也失去了一位知己的文友……先生虽然一生坎坷，但晚年是幸福的。不仅事业有成，退休后、笔耕不辍，留下了《晚华集》佳作；含饴弄孙、儿孙满堂、事业兴旺、妻子贤惠、子女孝顺。临终的日子里，40多个昼夜，李沛姊妹们夜夜都陪伴在身边。“双手扶持千木茂，慈怀灌注万花稠。”先生，你应该是满足的。我尊敬的老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