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人名不过是有点儿寓意的符号。日常交往中，张三区别于李四，好听点儿让人感到舒服，且能很快记住。无须金木水火土样样齐全，只要回避了命名重复、文字生僻、音调咬口等缺陷，又不因了谐音而生歧义，便是个好名字。
　　笔名则不同。好多文艺作品的作者所使用的笔名，虽不能反映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部，但却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蕴含着作者的思想情感、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六岁时便有“胡羊尾巴”美誉的鲁迅先生，自1918年5月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时首次使用笔名“鲁迅”起，一生至少使用了186个笔名，其数量堪称世界之最，而且幽默风趣，意味深长。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鲁迅作为“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焉能不知拿了文章与枪炮搏杀的艰难与凶险？早年胸怀民族兴衰，成年报国却无明主，一首《自嘲》说得明白：“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面对伸手不见五指的社会黑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且围剿愈凶恶，呐喊愈猛烈，想必其自我保护的方法除了东躲西藏、文字隐晦曲折外，也就剩下不断变换和使用笔名了。
　　戛剑生，是鲁迅早期的自号之一。1898年，鲁迅将其作为自己见诸文字的第一篇作品《戛剑生杂记》的笔名，饱含了他为振兴中华而冲锋陷阵的火热激情与战斗渴望。此后鲁迅的不少笔名，也都来自他早年的自号。有的如豫才、越丁、越山、越侨、越容等，皆为鲁迅自谓。有的如自树、索子、索士、令飞、迅行等，大多含有自强、求索、鼓励、奋起等义。有的如苇索、桃椎、符买等，引自上古神荼、郁垒捉鬼传说，以及古时门旁悬挂桃椎桃符以辟邪的民间习俗，用以表明坚持为民除害、驱邪降妖、坚韧不折的人生志向。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时署名为“巴人”，取“下里巴人”之意，与自我标榜为“阳春白雪”的封建文艺形成鲜明对比，郑重表明自己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寄寓了他对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热切期待。1923年，鲁迅将其《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署名为“雪之”，与该文主题密切相关——表面为三个所谓被人“误杀”的读书人平反昭雪，实则嘲讽教育总长章士钊赞美文言，反对白话文，而他自己却把“二桃杀三士”里的“武士”误解为“读书人”的假斯文。鲁迅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一直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主要以杂文为武器“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其大量笔名也随之成为他迎头痛击各种黑暗势力的锐利武器。有的如洛文、乐文、乐雯、封余、丰之余、唐丰瑜等，是对有人侮蔑他是“堕落文人”和“封建余孽”的谐音缩写、反讽和回击。有的如虞明、子民等，同情劳苦大众，揭露愚民伎俩，意思是说反动当局才是祸国殃民的祸害。有的如写在《且介亭杂文·附记》末尾的“华圉”，隐指黑暗统治下的旧中国是一座监狱。有的如“楮冠病叟”，是说攻击他的高长虹表面上冠冕堂皇得像个智叟，内里却是个百病缠身的怪兽。有的如“且介”二字，取自“租”右“界”下，委婉说明当时上海的“半租界”反倒成了他的“战壕”。1836年8月，红军长征即将胜利到达陕北。此时身处白色恐怖中、自知不久于人世的鲁迅，再次看到了祖国的黎明，于是将其《立此存照(三)》署名为“晓角”。晓角，报晓的号角。鲁迅最后使用的这个笔名，笔者以为“晓角”出自明代杨慎《鹧鸪天·元宵后独酌》一词：“千点寒梅晓角中，一番春信画楼东。收灯庭院迟迟月，落索秋千翦翦风。鱼雁杳，水云重，异乡节序恨匆匆。当歌幸有金陵子，翠斝清尊莫放空。”
　　鲁迅作为20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有最大领土的作家”，其大量笔名不仅是他初心不改、笔墨救国、坚韧不拔、永不放弃、勇敢战斗的一鼻、一嘴、一毛，而且侧面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黑暗与动荡。若论“铁肩担道义，传播正能量”，相信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决不会因为浇淳散朴而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