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荒芜的操场和校舍
　　我的老家在镇安县高峰镇永丰村的一个小山村里，那里每户人家或者一沟一洼一山一梁，都有一个名字，或以地形命名，如“梁背后”“楞底”等；或以当地人姓氏命名，如“蒋家坡”“白家坪”等；或以曾经从事过的手工业种类命名，叫“油房”“烧锅”等。我家居住之地，以前是烧窑的，早些时候周围人家所用屋瓦及家用坛罐之类皆产于这里，村里便一直称这里为“窑上”。当时的生产小队、大队办公室及村办小学所在地称庙梁子，就因曾是火神庙遗址且位于山梁而得名。虽然我已离开家乡多年，但关于庙梁子的历史与传说，以及年少时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依然是脑海深处挥之不去的记忆。
　  石碑往事
　　我们村位于北阳山脚下，是典型的“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之地，百十户人家稀稀拉拉地散居在树木蔽天的山坡上，从河边往山上看，只见树木不见房。但就在坡中间，大自然神奇地向前伸展出一个悬空百丈的山梁，梁顶形成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平整场地。我记事时，场地中间的3间正房为生产队的保管房，与之垂直的两排厢房是村小学和大队办公室，前后场地分别是学校操场和生产队用于碾麦打豆的道场。这个地方就是庙梁子。
　　庙梁子又叫火神庙梁子，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这里有个火神庙。据村里流传下来的说法，古时庙梁子上敬奉的火神为介子推，他当年随晋文公在外逃亡19年，风餐露宿历尽磨难，甚至在断粮时割自己腿上的肉让晋文公充饥，可谓忠心耿耿居功至伟。逃亡生涯结束后晋文公即位，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他，却因看不惯小人当政争相邀宠，愤而辞官隐入锦山。后晋文公想起当初介子推之功，悔未厚待他，赴锦山寻找未果后，意欲三面放火逼其下山，奸臣却四面烧山，介子推与母亲抱着枯柳被烧身亡。在柳树洞里，塞着其在撕下的衣襟上写的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做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泣而葬之，励精图治，终成春秋五霸之一。我国的清明节，就是为了纪念他而流传下来的。民间敬其忠义，渐渐将其演绎成三头六臂的火神化身，三头六臂也成了汉语中神通广大、本领超凡的代名词。其塑像每只胳膊分别拿着弓、箭、宝剑、火葫芦等法器，浑身金盔金甲，给人威风神勇的感觉。传说其掌管着民间的火，常常叩拜的人家里不会出现火灾或者其他灾难。村里先辈们在梁上修火神庙，一是祈求平安远离灾祸，二是弘扬忠君爱国精神。
　　火神庙究竟建于什么时候，现在已无记载，村里老辈人也说不清，只是传说不知是梁高风大还是疏于管理，这座火神庙建成后竟几次失火焚毁。现在庙梁子上残缺不全的几块石碑，因一直放在屋檐下，风化较轻，字迹尚可辨认，基本是修庙捐款的功德碑，其中一块落款有“大清道光”字样，推算距今160年左右，这是最后一次关于这个火神庙修葺事项的文字记载。据说其中蒋姓人家是牵头人，兄弟二人名蒋龙、蒋虎，在当地颇有影响力。但天有不测风云，老大正值壮年突然身亡，其弟为兄立碑修坟时也意外出事，后举家搬离我村。如今，我们全村乃至周围都没有姓蒋的人家，他们的后人去了哪里，也无人知晓。能证明蒋家曾经在村里生活且家底殷实的，是直到如今村里人仍沿用的“蒋家坡”地名，以及从未有人祭拜过的“蒋家坟”，该坟地遗存有两块青石墓碑，一块质量上乘呈白色，石质坚硬棱角分明，一看就非本地石材，碑体保存完整，但上面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另一块呈黑色，石质粗糙，明显是就地取材，碑面凹凸不平，应是石匠尚未打磨好便半途而废。这两块墓碑，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蒋家在我们村居住时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随蒋家衰落的，还有这座火神庙，其后香火渐淡，再无人牵头修缮，大约在民国初年，火神被移请它处祭拜，原庙房成为私塾学校。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地在庙梁子新盖办公用房，作为高峰乡政府驻地，并在原私塾学校的基础上建成了村里第一所公立小学。1956年乡政府搬迁至两河街现址办公，庙梁子成为永丰大队的队委会和二队的保管房。
　　那梁那人
　　我小时候还未包产到户，以小队为单位计工分，分口粮。乡亲们收获农作物后，一般都先送到庙梁子仓库保管，然后按劳动日或交“缺粮钱”分配。那时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在队里干活。由于母亲做活时伤了腿出不了重力，每次分粮时，大伙儿知道我家离庙梁子远又没有劳力，分晚了背不回去，总是第一个先给我家分，我背着挎篮，往返几次才能把分到的粮食背回家。深夜回家的时候，要经过一个迷宫似的叫“石庙”的地方，在几个大石头的夹缝中绕来绕去，总觉得毛发倒竖，阴森恐怖。
　　我有一个叫世连的表伯，老实本分、心地善良，队上谁家有困难，他都愿意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经常帮我家做些活。粮食分得多的时候，他就背着背笼上前说“倒我背笼里”，我便乐颠颠地打着灯笼给他照亮，将粮食背到我家后，他又急匆匆地回去背自己的。
　　我家有一片山林，入冬农闲时，队里的人常来山林里放牛羊或捡柴火。天气晴朗的日子，每下午都会有一帮人，或吵吵闹闹地吆喝着牛羊，或哼着民歌小调从庙梁子下来，我便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我家是独家户，平时偌大的山林唯闻鸟兽声，寂寞又空旷，有人到来顿觉有了生机和活力。这些人中，必有经常下来捡柴火的世连表伯。每当正月大人外出走亲戚时，就会请他来给我们做伴，他白天要在地里干活，到傍晚时会背着背笼从庙梁子下来，以便于第二天早上捡些柴火背回去。老远，就能听到他时常哼唱着的一首民歌小调：
　　“正月好，正月好哟长，
　　户户挂灯了，
　　家家煮肉了，
　　亲邻串门了，
　　吃磨盘会了。
　　正月好，正月好哟长，
　　地上雪消了，
　　犁地扒粪了，
　　种瓜点豆了，
　　一年开始了。”
　　世连表伯没有文化，一生似乎只会唱这一首小调。每当从庙梁子传来这首听得滚瓜烂熟的小调，我就知道是世连表伯来了，也顿觉乡村的夜晚不那么害怕了。他来到我家，先是房前屋后找些疙瘩柴在坑洞里烧起火，边烤火边给我讲不知道已听了多少次的“古经”，打发乡村的漫漫长夜，我也从心底里敬重、喜欢他。初三时我离开家乡在县城上学，准备外出打工的他曾找过我一次，在我父亲单位的房子里，虽然我们还是睡在一张床上，但在熙熙攘攘的县城，显得有些拘束的他不再唱民歌小调了，我也没有了听他讲“古经”的兴趣。再后来，我到离家更远的地方上学，心想毕业后参加工作有能力了一定对世连表伯好些，但未等到我毕业，不到50岁的他竟然因病突然去世了，给我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在我心里，世连表伯一直是个咋也忘不掉的人，他虽然活得卑微，但身上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助人为乐，勤劳善良。若干年后，我以他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石连》，发表后还获了奖，评委们觉得这个人物真实可信，是农村老实、本分、善良的人的写照，再次印证了文学来源于生活的真谛。
　　儿时趣事
　　在我的记忆中，儿时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与庙梁子有关。那时，庙梁子学校有学生90人左右，分五个年级，是个完小。快7岁的时候，母亲让我去庙梁子上一年级，学了什么已记不清，只记得第一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记得放学时一阵风似的从庙梁子跑下来，踩了路边的庄稼被批评；记得飘雪的冬天提着火炉踩着厚厚的雪去庙梁子，路上经常摔跤，火炉从手中飞出后，木炭在积雪上发出的“嗤嗤声”；还记得老师让我们用毛笔写大楷字，我拿着黑锭子磨墨写字，经常弄得手上、身上、脸上都是墨汁，被老师和同学们戏说“像个演老戏的”……
　　去庙梁子上学，要沿着陡峭的山路爬两三里路，当时没有钟表，上学时间主要靠两种方法把握：一是家里的广播，当《东方红》的开始曲一响，大人就催促赶紧起来上学；一种是一队的学生要经过我家门前，听到他们的吵闹声，我就会一骨碌爬起来。有一次月亮很好，我一觉醒来见窗外大亮，以为睡过头了，急忙爬起来冲到庙梁子，却见学校大门关着，静悄悄的没有一人。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才听到广播响了，各条小路上陆续传来学生的喧闹声。
　　山里的孩子都是家里的辅助劳力，周六下午放学早一点，我上学时便背上挎篮带着干粮，放学后就和小伙伴们去更高的北阳山里打猪草。那时家家户户都喂猪，山下猪草很少，而北阳山山大人稀几乎没有人家，猪草很多，我们走几十里山路爬上北阳山，打沉甸甸一挎篮猪草后，才在夜幕中摸索着回到家里。
　　在庙梁子看电影是最快乐的事情。那时每隔一段时间，公社的电影放映队就要巡回各生产大队放电影，到我的队上自然是在庙梁子。当时没有通电，放电影用的是小型发电机，放电影的师傅总是提前把发电机、放映机背来并调试，下午一听到庙梁子传来“扑嗵嗵”的发电机声，虽然知道天黑后电影才会开演，但我们一帮小伙伴就心急火燎地什么活也捉不住，有的把砍的柴火往道场中间一摔，有的把打的猪草往门口一扔，在大人们的呵斥声中，匆匆忙忙沿着陡峭的山路向庙梁子跑去。到庙梁子后，我们绕着银幕，在宽敞的道场里追逐嬉闹，等待着夜幕降临后电影开演。正片播放前，大队和小队总要先开生产会，还要演几分钟科技宣传、形势教育之类的“加演片”，对这些我们全然没有兴趣，只盼着闪闪的五角星能在银幕上出现，因为那时放映的多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南红北战》《奇袭白虎国》《红日》之类的战争题材的影片。
　　春节到正月十五之间，是平常生活中最隆重的日子，也是农家最轻松、最高兴的时光。大孩子们一般会聚在庙梁子“放阳灯”，即用皮纸糊成菱形大灯笼，里面点上松树枝或漆蜡油，靠热气的作用而升空，也就是现在的“孔明灯”。只要听说大孩子们准备“放阳灯”，我们总会在早饭后跑到庙梁子等着，用期盼的心、崇拜的眼光看着大孩子们一点一点地将“阳灯”升入空中，进而在欢呼声中没高没低地跟在灯下面跑，以便在灯笼燃料燃尽自行落下后，将灯笼从地里或树林里拾到，小心翼翼而又邀功似的交给大孩子们，等待再一次放飞。到了晚上，孩子们都会打着小灯笼，先在自家房屋周围玩一会，然后远远近近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到庙梁子游玩。那时的庙梁子，承载了我们许多的欢乐时光。
　　二十世纪80年代初实行包产到户后，不再在庙梁子分粮食了，村上也很少开会了。渐渐地，村里的孩子们也少了，当庙梁子学校的学生由近百人降至十人左右时，学校也并入了镇上的中心小学。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公社电影放映队的名存实亡，庙梁子再也没有放过电影，其曾经的重要作用已被村里人逐渐遗忘。前不久，我到庙梁子转了一圈，寻找童年记忆，原来的生产队保管房由于年久失修，一面墙已垮塌，学校教室和教师宿舍尚在，只是院子中间草比人深，作为火神庙时遗留下来的几块石碑，散乱地靠在墙角下，似乎还在述说着庙梁子的由来和曾经的热闹。
　　一切迹象都表明，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那个生产力落后，物质、精神生活匮乏的时代一起成为了历史。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迎来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庙梁子及其往事，将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不断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