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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年06月11日 上一版  下一版
寻访知青茶
余良虎
文章字数:5330


  当我第一次听朋友吴相阳说到“知青茶”时,大惑不解,一头雾水。我问他:“知青茶是青茶吗?”他笑了,继而解释说:“当年咱们县上有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原来的青铜区梅花公社插队,和当地农民一起种了一片子茶叶,后来人就把那里的茶场叫知青茶场,把那里产的茶叶叫知青茶。”他知道我对茶文化比较感兴趣,便约我一起,在一个周末驱车前往青铜关镇相中村(即过去的乡中大队)原梅花公社林场——知青茶场,去追寻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
  听说知青茶场在相中村一个叫岭头的山上,我们就在青铜关镇相中村委会稍作停留,想找一个村干部给我们带路。
  相中村曾经是原镇安县梅花公社政府所在地。古代官府在这里设有梅花铺,是金州(安康)通往长安(西安)的必经之地。梅花铺古有渡口,是汉江上游南来北往的水旱码头。可以想象,在这条官道上的梅花铺曾经是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之地。
  1997年,梅花乡政府撤销并入青铜关镇,各机关单位撤走。今天的梅花铺只剩下几户人家,冷冷清清。
  在路边一个千年古银杏树下,我们和几个村民谈到当年有一群知青来梅花公社插队的事,一位老者告诉我:“这一帮子年轻娃娃就驻扎在我们梅花公社,公社还专门为他们建了一幢知青楼。这些年轻娃们住了三年时间都回到城里去了。”
  梅花铺距离知青茶场还有几十里山路,村支部副书记程照祥带我们一起上山。
  小车沿着又窄又陡的水泥路盘旋而上,不知拐过多少弯,终于爬到“离天不远”的山顶上。沿途可以看到零零星星的茶树,面积不小但却不成规模,稀稀拉拉的,一看就知道由于没有很好的经营而荒芜了。
  我们想找一个知情人了解一下当年知青在这里种茶的具体情况。村干部程照祥说,岭头上的聂户宝老人最知情,他当年就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这个人正好就在附近住着,车子在一个拐弯处停下来,我们走到他的门上,老人刚好在家里。今年80岁高龄的聂老依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提起当年兴建茶园的那段往事,老人打开话匣子与我们侃侃而谈。
  那是1973年,青铜区梅花公社积极响应县委号召,大力发展茶叶产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奋战三个月,建设万亩茶园”。计划在乡中大队第四、第五生产队的岭头发展5000亩,在前湾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王家岭发展5000亩。就在这年秋季,全乡组织几千名劳力,集中在岭头和王家岭两面坡上搞“大会战”,开挖条田种植茶叶。
  当时,王家岭和岭头两个建设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壮观。
  老队长聂户宝回忆起当年全公社搞大会战的壮观场面,激动得手舞足蹈。他动情地说:“上千人集中在我们大队的四、五队挖茶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他不仅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1973年秋季和第二年春季,全公社劳力“大会战”,条田开挖岀来后,公社从江浙一带调回10万斤茶种,全部播种在岭头和王家岭两个茶园基地。
  从聂户宝老人家里出来,我们继续上山,一直上到山顶。在一片树林里,有7间残留的石板房,其中5间正房、两间斜房,5间已经垮塌,只剩下两间在风雨中飘摇。
  当地人说,那就是知青茶场,知青们上茶山劳动时就在里面住。目睹这些破败的场房,我想象着40多年前,一群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如何在这片荒山秃岭上开挖茶山,挥洒热血和汗水……
  二
  茶园建起来了,当务之急就是需要有人去管护茶园。梅花公社决定成立公社林场,将老综合厂的全班人马变为林场工人,负责茶园建设和管理,并在全公社抽调118名青壮劳力充实到林场。
  场长王孔志,指导员邓成兴,会计李长有,伙食管理员柯玉发,生产管理员毛全堂,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还先后从河南、安徽、湖北请来技术人员指导茶叶生产、经营。
  林场按照军事化管理,分成两个生产排:一排负责王家岭茶园管理,驻扎在王家岭;二排负责岭头茶园管理,驻扎在岭头。一排排长柯玉发,二排排长毛仪槐。
  为了尽快掌握茶园管理技术,培养一批不走的人才,县上决定,由财政局干部苏福志带着梅花林场的柯玉发、纪洪发去紫阳县学习茶叶生产管理技术,3个月学习期满后回到茶场当技术员。
  这时候,县上一批知识青年被分配到梅花公社,成为茶园建设的新生力量。
  曾经在梅花公社林场管伙的柯玉发回忆起这段经历,不无感慨地说:“当年与知青们搅和在一起的日子让人难忘。这帮知青确实吃了不少的苦,但是苦并快乐着。知青们来的时候,就和林场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三
  1975年5月,县委知青办分配23名知识青年到梅花公社劳动锻炼。
  刚到梅花公社时,女同学集中在姓吴的农户家里,男同学分别安排在4户人家,住的都是石板房,点的煤油灯。后来盖起了6间两层土楼,两人一间分开居住,过着集体生活。他们与三四十名从各生产队抽调的民工同吃一锅饭,同干一样的活,平时在林场茶山劳动,挖条田、栽茶树,夏收秋收季节回到各自生产队参加劳动。23名知青分别分到青梅、乡中、前湾、百胜4个大队11个生产队,女知青落户在乡中二、三、四队,都是条件比较好的生产队。一年后,一部分知青去了云镇、铁厂知青点。梅花知青点只剩下10来个人。
  老知青王菲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至今还激情澎湃。他说:“我们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那片土地,生命中有了这一段过往,值得永生铭记。”他拿出一份尘封45年的红头文件,文件里有分配到梅花公社名单:党振平、于兆生、贾学年(女)、王军萍(女)、何邓、芦军霞(女)、崔晓鸿、郭凤武、王书良、贾春香(女)、万安平、张颜平、张西梅(女)、熊银花(女)、方颜明、焦振玉、贾学琴(女)、杨丹江、王菲莉、陈仲绪,还有黄丹平、张耀新、肖绪仁等,16个男生7个女生,共23人。后来又补充了平田华。组长党振平,副组长于兆生、贾学年。在这份文件里,还有15人被分配到城关公社,参加北城坡茶园建设。这便是这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见证。
  他们从城里来,与林场工人一起上茶山开挖条田,管护茶园。
  四
  1975年夏天,王家岭的茶苗开始“走症”,叶子一天天地变黄,继而大面积死亡。经过专家分析得出结论:这一带土壤呈碱性,不适宜茶叶生长。
  茶树是酸性植物,对土壤的酸碱度比较敏感,只能在pH值4.0~6.5的土壤中生长,最适宜pH值4.5~5.5的微酸性土壤;土壤呈中性时茶树生长发育很差;呈碱性反应时,茶树会死亡。
  王家岭数千亩茶园就这样前功尽弃,彻底毁掉了。由于没有提前做好土质化验,盲目上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一切都付诸东流。但是,岭头的茶园大部分茶苗长势良好,知青们又集中在岭头参加劳动,建设茶叶基地。
  上岭头的路程来回三四十里山路,他们起早贪黑,一大早从知青点上山,夜深才下山回到知青点,一个个手上磨出血泡,又长成厚茧。因风吹日晒,个个都晒成了“黑包公”。
  集体生活让他们也感到快乐,一起上山劳动,一起睡大通铺,一起吃大灶。后来虽然有了知青楼,条件有所改善,但还是过着集体生活。
  刚来时,这些吃“细粮”的娃娃们吃不惯粗粮。有一次,伙上做苞谷馍,一些知青不想吃,剩下好多,有一位家里困难的知青悄悄带回宿舍贮藏起来,等饿了时吃。过了几天,这些人肚里的油水被刮光了,晚上饿得慌,看着那位知青啃着苞谷馍,垂涎欲滴。他们一再乞求,得到了一点“施舍”,啃着几天前还不想吃的苞谷馍,觉得比吃什么都香。
  五
  曾任商洛日报社社长的何邓,就是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洪流中的一员。
  他在《我的知青岁月》里写道:“我们这届知青首次以大集体知青组方式安置,户口分散劳动集中,二十四个知青分在四个大队,一个生产队落户两名知青,除每年夏秋回队夏收、秋收外,平时集中在公社林场劳动,年底时林场按各知青的出勤情况把工分统计汇总转到生产队,按工分参与所在生产队的粮食和副业收入分配,同时顶替了本应从各队平调到公社林场的劳动力,生产队也乐于接受,知青的管理也便于集中。”
  知青们被分配到各生产队,又以生产队抽调的名义参加茶场劳动,队里分给口粮,原粮45斤折合30斤交给茶场大伙上。这些吃“商品粮”的,又吃上了“农业粮”。
  电话上,我问及何邓在梅花公社茶场那段青春岁月的感受时,他爽朗地笑着说:“当然是一生受益嘛!你想想,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再难的事不能克服的?知青岁月锤炼人吃苦耐劳的意志、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让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初心,那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
  是啊,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何邓回忆起与大家一起劳动生活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
  平日里,劳动由知青组长与林场场长联系,给知青派活儿,统一上工地,统一收工。茶山就是他们的“战场”,开垦条田,清除杂草,播种茶籽,管理茶园,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
  这伙知青来自小城镇,中学阶段常有劳动课,还算勉强撑得住,比起大城市下来的知青幸运多了。
  他们里面有位叫方颜明的知青,父亲是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秘书方长德,因文革受牵连,下放到镇安,后任过县工交局局长、财政局局长。小方自幼在西安市长大,干起活来不得手,手上打起了血泡。他和何邓分在青梅大队,夏收割完麦子,何邓掮80斤麦子,方颜明掮40多斤麦子,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两腿直打闪,非常吃力,走一会歇一会,浑身汗湿透了。何邓见他落的太远,实在走不了,又折回去帮忙。他们在生产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六
  茶场劳动实行定额管理。如挖条田,挖二尺宽一尺深的10米长条田,经验收合格,计10分工,超额加分,达不到扣分,不合格的返工。
  生活艰苦,又是干体力劳动,晚上肚子饿,有时当地老百姓家过丧事,党振平就悄悄带上几个知青一起去“坐夜”,真实目的是想等到半夜吃夜宵,混一顿饭吃。那个时候肚子饿,只要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知青们把青春播撒在茶山,岭头上的每一片茶叶都倾注着他们辛勤的汗水。岭头上的茶树在他们的精心管护下,一片片茁壮成长,郁郁葱葱。
  看着茶园初具雏形,知青们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苦中有甜,苦中有乐。回忆起往事,曾经当过知青组组长的崔虹(又名崔晓鸿)深有感触。他和爱人王军萍是一起在梅花插队的知青,也是这群知青当中唯一一对修成正果的夫妻。谈起他们的爱情,王军萍只吐出4个字:互相帮助。
  当时有一个说法:革命同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他们因为互相帮助而产生爱情、收获爱情。
  七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参加高考和招工招干。公社林场解散了,茶园交给梅花公社乡中大队四、五生产队经营。
  曾经在茶山劳动锻炼的知青们一个个离开了梅花公社,离开了为之奋斗的茶场。他们当中有两个考上了大学,成为天之骄子。平田华就是其中之一,现任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物管中心主任。他是西安蓝田人,“文革”时随父母下放到镇安,不满10岁转学到镇安城关小学五年级,自幼天资聪慧,肯动脑筋,1978年考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一部分知青招干进了机关单位,大部分招到回龙铜矿(二台子金矿)或其他厂矿企业当工人。方颜明随父亲回到首都北京工作。
  八
  知青撤走后,茶场由生产队集体经营了几年。1986年,茶园开始有了一定的收益,梅花乡政府收回茶园经营管理权。当地农民黄金虎与4户农民承包了茶园,与乡政府签订了8年承包合同,每年给乡政府上交50斤茶叶。
  这个时期,有一定规模的茶园有五六百亩,一年产1000多斤茶叶,一斤茶叶卖二三十块钱,后来卖五十多块钱。
  8年承包期到了后,合同终止。由于茶叶市场销售不畅,茶园无人管护,大面积荒芜,导致破产。
  近年来,镇安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西安星昶林公司,在相中村投入大量资金,复垦老茶园、开发新茶园上万亩。同时,引进黄茶品种,去年和今年春季先后从福建调运黄金芽优质茶苗238万株,栽植黄茶1000多亩,有望再现昔日知青茶场的辉煌。
  九
  2018年5月12日,当年在梅花插队的11名老知青还有几位老同学,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沿102省道南下,过了晏家河,到了火石梁,便是他们朝思暮想的梅花铺。阔别40多年故地重游,回首往事,一路欢声笑语。
  知青们的老朋友黄老大早早地安排好了伙食。车子停下来,黄老大夫妇和邓永银等乡亲们迎过来,双手紧握,问长问短,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有说不完的话。
  崔虹介绍说,黄老大就是黄良发,他的父亲黄从银原是梅花公社前湾大队支书,当年对知青关爱有加。
  黄老大领着他们一起来到老公社旧址、知青们曾居住的地方。知青楼早已拆除,变电所在旧址上盖起了楼房。东边留有一间石板房,是他们住过的地方,破旧的房子勾起了知青们的回忆。旁边的供销合作社、梅花中学还有其他单位都已无踪无影。时间可以抹灭一切,但唯一抹不去的是人的记忆。知青生活,成为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他们打着红旗上山,去寻找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回想当年上中梁子、将军山、王家岭做活的羊肠小道,刚开始走时步履艰难,后来走习惯了,掮上一捆柴火利利索索。3年上山下乡的锻炼,为他们日后的生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受到黄老大一家热情款待之后,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来到过去的乡中一队,看望当年的老队长柯美升,接着又来到乡中三队,看望芦军霞、王军萍2人当年的房东周仕珍大嫂。40多年过去了,他们一见面都能认出来,相互叫上名字,拉家常,诉衷肠。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拉不完的家常,说到伤心处泪流满面,说到开心处开怀大笑。
  时光如白驹过隙,40多年过去了,曾经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如今都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当年只有18岁的贾春香故地重游,在《难忘插队故地梅花》里这样写道:“那时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日出而作,学会了春播秋收,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感情,磨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天翻地覆慨而慷。”
  是啊,今非昔比,如今的梅花正如当地一位老人形容的那样,乡亲们的生活“就跟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