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天命的人来说，拜年仍然是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情。
　　在生活节奏如流水的年代，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但在童年的记忆里，一年是多么的漫长，就像牛郎期待织女一样。尤其是进入腊月，每天扳指头数着日子，向往着过年能穿新衣、能吃饱，最为关键的是，拜年能挣上几块钱的学费。
　　穷人的理想是吃饱喝足，安分守己。富人的愿望是得到所有人的重视，生怕没有人知道自己“暴发”了。当然，说这话并没有仇富心理。
　　事实上，现在人日子滋润了，比谁家的房子盖得好，比谁家的轿车高档。那时候都一样，三间土房子，肚子都填不饱，充其量看谁家娃娃出门穿得好，穷汉娃上下一身粗布新衣，若是家庭富足的，那娃出门肯定是的确良外套，走起路来像长高了一截，得意的眼神，简直就像坐在花桥上的新娘看光棍汉一般。
　　童年的年，有趣又充满快乐。每年正月初一，天刚亮就翻身起床，穿着母亲缝的粗布外套，取出早早就自制好的火枪，在房前屋后的石头上摔炮。说是火枪，其实是用架子车螺帽、8号铁丝和一根线绳子做的，绳头一头拴着螺帽，一头绑在铁丝尾部铁环上，铁丝头2厘米处折成90度。先把火柴头上的火药用小刀刮下来，装进螺帽里，然后将铁丝头镶进螺帽，用力在石头上一砸，就会发出“啪”一声响。疯玩一天，香甜地睡个囫囵觉，黎明醒来就开始想美事。
　　从初二开始，好日子一直持续到元宵节。按照母亲的安排，我们兄弟几个分头拜年。有时候，为了选择亲戚还争吵不休，原因是都想去日子软和的亲戚家拜年，起码会给2毛钱以上的压岁钱。
　　20世纪70年代，一斤肉才几毛钱，二三十块钱就能在乡下过个富裕年。拜年的礼也不重，十二个馒头，两把挂面，一斤红糖，如果是直系亲属或重要人物，会加上一包点心。
　　拜年一般吃两顿饭，早上9点左右，主人烧酒馏馍招待，吃喝完全不顾忌查酒驾，一来那时都靠步行，二来根本不是酒，玉米腊八粥加面曲发酵十天半月，相当于现在的醪糟。第二顿饭是下午3点左右，更不用考虑上班，农民的生活规律有其科学性。这是一顿最精华的饭，热腾腾的白米饭，一碗猪肉炒粉条白菜，一碗油豆腐炖红白萝卜，一碗自制豆芽，一碗荞麦凉粉，再加上一碗米方块，如果有成人，还会温一铜壶苞谷酒，家长里短，盘点一年的收成，打算开春的生产。
　　吃了饭，主人洗刷完毕，悄悄给篮子里装四个馍以示回礼。临出门硬给兜里塞2毛钱，说拿上买糖吃。推让一番是礼节，其实心里早就盼着这一刻。
　　走在路上，手一直塞在兜里，紧紧攥着那两条“小鱼”，感觉回家的路程短了许多。想起那一顿美餐，口水止不住地湿润了嘴唇。
　　步入中老年，整天蹬桌子腿，出入酒店习以为常，茅台、五粮液等名酒隔三岔五地品尝，但还是找不回童年拜年时饭菜的味道。老婆调侃说：“你是见了摩登女郎就忘了村姑，吃了山珍就忘了养猪，穿了毛呢就忘了织布……”
　　仔细品味老婆的话，时间车轮往回一倒，觉得颇有道理。生活富足了，吃不出原味，更吃不出健康，四个月育一头肥猪，吃了饲料它活不到一年；四十多天鸡肉就上了餐桌，从生到死没有见过阳光是啥样的；黄豆加尿素水浸泡，豆芽生长一天能顶过去五天；棒槌下课了，洗衣机里倒些洗衣液，衣服从来不长虱子；五花八门的酒都勾兑了化学成分，虽然不烈但隔日头疼；牙长一截子路，开个车排放尾气，“现代”出一身富贵病……
　　科技发达的时代，拜年也缩短了时空距离。记得在20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新闻作品，标题就叫《商州时兴电话拜年》，在农村刚安装座机电话时，这种方式还很时髦，很有新意。
　　我的外甥离得远，从西安到沈阳到北京，每年腊月三十年饭时，他的电话就来了，无非是嘘寒问暖后送上真诚的新年祝福。话语不像博士的高大上，朴实得像农民。我搭在嘴唇的酒杯一灌而下，心暖身热，荡气回肠。
　　央视春晚为啥收视率那么高，原因在于这个节目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大家都注意到，笑星冯巩一出场，一句“观众朋友们，想死你们啦”，多么亲近，多么温暖，你听台下的掌声，一波一波的，皮肤嫩的姑娘，恐怕都得戴双手套了。
　　社会进步了，生活小康了，年轻人喜欢刷微信、抖音，甚至发视频拜年。在疫情期间，这是一种文明的礼仪方式，会减少感染概率，值得倡导。但我更喜欢在空闲时间相互走动，毕竟距离会产生陌生感，陌生会失去本真的东西，就像学会了电脑，而不会写字一样。有些传统的文化，是不可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