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南富水的“阳城驿”，作为商於古道上一个极具历史文化符号的古代驿站，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六百里商於古道上的近20个驿站里，文人墨客描写唱和最多、史家记载议论最多的，就是阳城驿。唐朝诗人元稹、白居易、杜牧和北宋诗人王禹偁等，都先后为“阳城驿”改名之争写诗著文，争鸣不息。在阳城驿的历史文化演义中，围绕着“阳城驿”的改名之争，催生出昭示后人的“阳城精神”。
　　由唐代诗人元稹引起的“阳城驿”改名之争，彰显的是风清气正的道德力量，传颂的是社会公平与正义，弘扬的是几千年儒家伦理传统，为商南富水古镇树立了道德旗帜，值得商南人深切纪念和缅怀。
　　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元稹由东台(今河南洛阳)御史贬为江陵(今湖北江陵)士曹参军后，行经商於古道之富水阳城驿，见“阳城”一名，想起5年前去世的忠直之士阳城(公元736-805年，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当下感慨落泪，并写下长诗《阳城驿》，认为“阳城驿”与刚直不阿的阳城重名，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提议为阳城驿改名：“我愿避公讳，名为避贤邮。”
　　阳城原是朝廷谏议大夫，性情谦虚敬肃，为官清廉，简约朴素，爱护百姓，声誉颇佳，远近仰慕。宰相陆贽因为用人、节财等事屡纳谏言，被当时的权臣裴延龄所陷害，德宗皇帝轻信奸臣之言，罢免了陆贽的相位，重用裴延龄为宰相。摄于德宗皇帝的震怒，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敢于进言，在此关键时刻，身为谏议大夫的阳城挺身而出，说道：“我担任谏官，不能让皇上冤杀无罪大臣。”并言辞激烈地指斥裴延龄的罪状，慷慨激昂地为陆贽申辩是非，声称“如果让裴延龄为相，我当身着白麻哭于朝廷”。此番行径大闹多日仍不停止，致使德宗皇帝勃然大怒，当即决定问斩阳城，幸好此时身为太子的顺宗全力营救，极力述说阳城的政绩，才得以免除死罪，贬为国子司业，后再降为道州刺史。阳城累累遭贬而不悔，所到之处，造福于民，百姓尊之为“阳公福神”“福星”，后来成为福禄寿“三神”的首领，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敬仰和崇拜。
　　阳城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犯颜直谏并屡贬不悔、造福百姓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元稹，并成为元稹学习的楷模。睹“驿”思人，元稹感慨万千，写下长诗《阳城驿》，并寄给生死之交白居易。白居易当即也写了一首长诗《和〈阳城驿〉》，作为回应，诗中极力支持阳城驿改名：“改名避贤驿，大署于门楣。”并称赞元稹的诗写了阳公的行、迹、道、节，应为后人广泛传颂。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文唱和，弘扬的是中华传统道德，深情地表达了对先贤的敬重仰慕、对奸佞的鞭挞憎恶，体现了古代先贤对“阳城精神”的高度认同与敬仰。
　　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晚唐诗人杜牧由浔阳赴长安路过商南富水时，阳城驿已经改为富水驿了。杜牧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赞颂阳城的诗篇《商山富水驿》，认为阳城驿不应该改名，应保留此名以纪念贤者，同时警戒那些宦官，让他们看到阳城驿名，使其想起阳城忠诚耿直之为人，以起到敬而畏之的效应。北宋诗人王禹偁被贬后赴任商州团练副使时，曾到商南富水阳城驿，写下长诗《不见阳城驿》，其中“一以讳事神，名呼不忍为。一以名警众，名存教可施。为善虽不同，同归化之基。”王禹偁围绕元稹、杜牧两人的争论，从改名与不改名的主旨出发，对这场改名争论进行了简单地总结，但改名争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远比王禹偁总结的要复杂得多。
　　据史书记载，阳城是元稹非常崇拜的敢于谏争的贤士大夫，元稹因弹劾严砺、房式等权臣被贬的途中，见到与敢于弹劾裴元龄等权贵同名的驿站而垂泪，实为对自己的激励。诗人白居易在《和〈阳城驿〉》一诗中，点出了这一背景：“商山阳城驿，中有叹者谁。云是元监察，江陵谪去时。忽见此驿名，良久涕欲垂。”同是天涯刚直人，相逢何必曾相见。元稹早年登科，刚直敢谏，锋芒毕露，其处事风格完全就是以阳城为标杆。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元稹授左拾遗，屡屡上疏献表，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宦官专权的抨击。元稹31岁时担任监察御史，受委任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写下《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贪污受贿数十万的罪行，7名与严砺有牵连的刺史全部受到处罚。严砺大案在唐都长安轰动一时，影响极大。元稹接着又纠弹了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到洛阳“分务东台”时，又接连弹奏了数十件事，锋芒直指各地当权者。元稹的胆量与勇气可与阳城相媲美，阳城以刚直不阿名满天下，元稹何尝不享有阳城的官品德誉呢！所以，与元稹有着相同遭遇、患难与共的白居易，积极呼应元稹的改名提议，发出同样的感慨和呼声，折射出借阳城驿改名是虚，激励自己做刚直不阿、清正廉洁之官是实的价值理念。
　　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在唐朝历史上，元稹、白居易与阳城的为官遭遇几乎相同。元稹的阳城驿改名之议，除了激励和鞭策自己之外，更多的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呐喊。阳城敢于面对权臣大胆弹劾、冒死谏争，难逃被贬谪、遭打击的厄运，一贬国子司业，再贬道州刺史。正直之士被贬低位，奸邪之徒荣登高位，世道如此黑白颠倒，元稹当然要为阳城的遭遇鸣不平。他敬佩阳城的刚直，哀叹阳城的遭遇，也为自己及刚直敢言者鸣不平。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左拾遗元稹因锋芒毕露、上书直言，再次被贬为河南县尉。后来，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却触犯了朝中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被外遣“分务东台”。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子)犯罪一案，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遭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谩骂鞭打，后来宪宗皇帝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其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在此后的为官生涯中，元稹还有二贬通州、三贬同州、四贬武昌的多次不幸遭遇，最后于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死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这一年他才53岁，可谓英年早逝，实在可惜至极。元稹的遭遇甚是不幸，但包括他在内付出巨大代价所形成的“阳城精神”，永远传承后世、流芳千古！
　　“阳城”人名的存与废、“阳城驿”地名的改与否，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阳城精神”的普遍认同历来毫无争议，一直传承至今。“文以载道”，阳城驿的改名之争，弘扬和彰显了道德正义，传承了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大义凛然、犯颜直谏的“阳城精神”。“阳城精神”起源于富水、彰显于商南，为商南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商南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动力，更是商南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的活力源头。“阳城精神”对社会与政治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反映，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