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台普通的缝纫机。说它是红色缝纫机，并不是因为这台缝纫机的颜色是红色的，反而因为历经坎坷，致其伤痕累累、黯然失色、光泽全无。赞其红色，是因为它有着与其相伴的那个年代共产党人出生入死的奋斗经历，以及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
　　我忘不了这台缝纫机，是因为缝纫机的主人石福祥是我父亲米信公介绍入党、商洛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下党员，他们以及许多同事、战友都与这台缝纫机共同经历过烽火年代的战斗岁月。
　　1937年冬，中共陕西省委派王柏栋回家乡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开辟地方工作。王柏栋亲自介绍以及他领导建立的3个党支部和龙驹寨党小组发展的党员有20多名。1938年7月王柏栋遇刺被害，重新组建的二届工委书记彭一民、委员周文斌、周宝航、米信公、雷振杰于9月到位，10月发展了一批党员，石福祥就是二届工委建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石福祥入党后，我父亲即安排他和周作桐等6人作为二届工委第一批派往陕北学习的党员，送去边区学习。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升级摩擦、发动反共高潮，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商洛的活动非常困难，处于低谷。抗战中、后期，商洛地下党组织许多领导成员被捕、牺牲或被迫转移外地，党员失去组织联系，武装力量被打散后化整为零转移到马栏学习整训。此时，石福祥也离家去了西安，到陈健晨抗日缝纫社当学徒。
　　这一去，石福祥不仅学到了一门后来为我党革命武装军衣供给派上大用场的缝纫手艺，还和党组织接上了头。
　　1941年6月，周文斌(周梦熊)引见石福祥与彭勃认识接头。彭勃于1940年化名刘重更考入陕西电政管理局，受省委指示，加入国民党掩护身份，在西安秘密建立了我党地下联络站，已经是多个地下工作人员和下级组织的上线。石福祥从彭勃这里得到了明确具体的工作策略、方向。1941年7月，西安缝纫业大罢工，彭勃告诉石福祥，陈健晨是国民党左派人士，主张坚决抗日，陈健晨办这个缝纫社安置的都是东北流亡妇女，她们的男人都在抗日战场，这个缝纫社不能停工。石福祥按照彭勃指示，帮助陈健晨稳定缝纫社正常生产，也间接地帮助稳定了抗日前线。
　　1942年9月，由于叛徒王克发告密，商洛地下党组织遭受毁灭性破坏，彭勃建立的这个联络站也随之暴露，党组织指示彭勃立即转移。彭勃先后在一亲戚家和石福祥学缝纫的宿舍躲藏半月有余，随后石福祥护送彭勃出玉祥门离开西安奔赴延安。
　　分手前，彭勃送石福祥一首诗：“大街惆怅饮沙尘，时刻注意犬逼身。与敌血战待时机，长期隐蔽要耐心。”并嘱咐石福祥：“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是明合作、暗屠杀，我走后，你也立即转移地方，或者回商洛。”
　　石福祥变卖了家产，并在舅父、亲友的帮助下，购买了这台与他相伴三年的缝纫机，带回丹凤。
　　1945年冬，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表面举行国共谈判，实际上准备发动内战，省委派巩德芳返回商洛，联络先期从马栏回商的蔡兴运、田申荣等，发展我党地方武装力量。石福祥接受彭多英转告的彭勃指示，给转战南北二山的游击队做衣服100多套，由彭多英安排转送上山。
　　1946年6月，省委调派彭勃回商洛，任陕南游击队政委，接应中原突围部队会师后，9月又任商县县长。地方武装加上中原突围部队超过万人的军需后勤，要在数万国民党军队堵截围剿中保证供应，彭勃肩上的担子很重，组织筹集、联络交通，无论哪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1946年秋，彭勃安排我父亲担任北山巩德芳部的地下交通联络员。入冬不久，巩德芳让我父亲通知石福祥作好准备，带缝纫机到北山给游击队做衣服。当时缝纫机坏了，石福祥赶到西安配齐零件，游击队随后把他接到北山。
　　1947年冬，陈效真为了石福祥的安全和不致暴露，让地下交通员彭水牛先联络准备，然后派部队以作战形式把石福祥和缝纫机接到北山。在北山期间，石福祥共为游击队做衣服300多套。
　　国民党军队在庵底孙家山清山扫荡，石福祥把机身埋在地下，机头背走转移。等形势缓解返回孙家山时，机板在土里已经腐坏，孙家山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负责安排，用核桃木板做了一个缝纫机台板继续使用。现在看到的缝纫机台板，就是当年用核桃木做的那块。
　　多年以后，这台光荣的缝纫机由于长期负重运转、疲劳磨损、年久失修，已不具有使用功能，但在石福祥心中，它是一份珍藏的纪念、一份珍贵的情怀，一直细心地保存着。直到1982年4月，他无偿捐赠给丹凤县党史办收藏。
　　今天，我们回顾这台缝纫机前前后后的故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前辈们出生入死的奋斗经历，铭记红色历史，接受红色洗礼，传承红色基因，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