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翟万宝司令员的儿女等一行4人驱车千里，从甘肃兰州来到商州，看望父亲的老战友郭增尚（右三）。
剿匪时期的郭增尚

　　我叫郭增尚，今年83岁，家住商州区腰市镇，是一名退伍老兵。
　　1957年底，我与1000多名商洛青年(仅商县就400多名)一起参军，被分到青海柴达木军分区内卫二团。从1958年夏天开始，我们在茫茫戈壁、雪域高原执行剿匪任务两年多时间，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剿匪的主要区域在靠近可可西里无人区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当地人有谚语道：“曲麻莱，曲麻莱，进去出不来。”这里的气候是“一年四季，只有冬季”，五月底绿色才刚刚露头，八月初就会雪花飘飘。
　　这里空气稀薄，夜晚奇冷，来自内地的我们开始不适应，走得快一点都会气喘吁吁。打仗时，饥一顿饱一顿，生熟不分；宿营时，一块黄油布一张毛毡，席地而卧。叛匪阻断交通，部队人马曾一度断了粮草，只能猎取野马野羊维持生活。行军路上，冻成冰疙瘩的马肉羊肉，即使满嘴都是钢牙，也无法下口。因此，剿匪回来的人，不是胃病，就是风湿。
　　那时候，曲麻莱地区的不少乡镇和寺院都被叛匪占领。我们的部队从都兰县出发，翻越昆仑山时有一个驼队，100多名民兵驮工每人照管四五峰骆驼，负责后勤物资保障。我们的武器弹药和生活用品，都是骆驼翻越昆仑山驮过去的。打仗时，驼队跟不上，部队便给一个班配一匹生活用马，最多只能带一周的生活物资，到了有水源的地方就能随时开灶。由于道路崎岖、地形复杂、军情紧急、水源难找，一天能吃上一顿半生不熟的热饭就相当幸福了。
　　当时，柴达木军分区骑兵平叛支队有6个连队，除一个民兵连和一个民警连以外，其余4个连队三分之二的战士都是商洛籍。其他战士来自陕西关中和甘肃，都是1956年的老兵。 
　 记忆中打得最艰难的一次战斗，是在通天河畔的巴久山。巴久山是位于曲麻莱县通天河南岸的一座孤山，地势十分险要，三面都是悬崖，一道峡谷宽约三丈，入口很窄，仅有一条约一米宽的石阶路直通山巅，其中有一段路完全是在石崖上凿出来的。山顶却是一片开阔地，树大林密，有300多名叛匪盘踞于此。
　　平叛部队来到此地后，反复研究地形，发现无法进攻。第二天一大早，指挥部先派一个班前去侦察。刚到山边，就被山上的叛匪发现，两名战士壮烈牺牲。指挥部接到报告后，又命侦察参谋孙景华(洛南县人)带一个排前去侦察。大家谨慎地隐藏到一块较大的岩石旁，孙参谋刚趴在岩石上举起望远镜，“叭”的一声枪响，头上的帽子应声而飞。战士们当即与叛匪展开枪战，打了一阵，匪徒不还击了，四下里静悄悄的，也看不到一个人影。 
　　此次的任务除了侦察，还要抢回两名牺牲战士的遗体，可敌暗我明，叛匪又居高临下，其中有些还是境外派遣特务训练过的残匪和台湾秘密派来组织叛乱的特务，既熟悉地形，又擅长格斗与骑射，形势于我军极为不利。部队第一次派了两个班进攻，由一个班作掩护，另一个班的战士慢慢向前边运动，还没有接近战友的遗体，就有一个战士被飞来的子弹打伤了，只听见枪响，却找不见匪徒。对于侦察兵来说，这里山势陡峭，夹道狭窄，难以隐蔽，人再多也无法施展。
　　孙参谋再次组织进攻时，只派了一个班，由4个人负责抢战友遗体，其他人压制匪徒已经暴露的火力点实施掩护。叛匪火力交叉，防不胜防，又有两个战士受伤了。孙参谋估计叛匪的火力点已经暴露得差不多了，就改变策略，组织第三次进攻。
　　这次由两名战士各牵一匹战马向牺牲战友的遗体靠近，其他人全力掩护，对着匪徒的火力点不断射击。其中一个战士牵着马，在离战友遗体三四米的地方，腿部中弹，趴在地上，一时动不了了。另一名战士刚将战友的遗体绑上马背，，从甘肃兰州来到突然叛匪射来两枪，战马中弹，滚落悬崖，这名战士也肩部受伤。两名战士只好匍匐撤回。
　　牺牲战友的遗体连抢三次都没成功，5名战士还受了伤。孙参谋报告指挥部，请求派一个排前来增援，且必须再带两挺机枪。司令员翟万宝听了通信员的汇报，怒道：“一定要搬回两名牺牲同志的遗体，坚决消灭这股顽匪！”
　　新调来的一个排的战士兵分两路，一部分绕道下悬崖，寻找战友的遗体，其余的集中火力对付山上的叛匪。在几乎是两个排的火力外加两挺机枪的掩护下，3名战士才冲入叛匪的火力封锁区，把一个战友的遗体背了出来，另一个战友的遗体也从悬崖下找回。两位牺牲战友的遗体总算抢回来了，可要想消灭山上的顽匪困难更大。
　　当时部队有规定，叛匪不开枪，战士不准开枪，始终以劝降教育为主。对顽固分子和有血债的叛匪，必须坚决打击。只要叛匪能放下武器，部队绝不想动枪动炮，力争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下午4点多，大队人马运动到山下，翻译用喇叭筒连续喊话：“赶快下山投降，否则部队就采取火攻！”这股叛匪很顽固，仗着天险、武器好、火力暗点多，拒不出山投降。翻译反复喊话40分钟后，部队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找来柴草堆放在石阶通道上，佯装火攻。因为山顶是一片密林，石阶两旁树木稀少，当时正是东南风，部队在南，山顶在北，滚滚浓烟刮向山巅，一时间烟雾弥漫，几百名叛匪惧怕烧山，纷纷向山下乱冲乱打，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混乱中大部分叛匪被消灭，余下的缴械投降。
　　叛匪凶残暴虐，灭绝人性，常常将我军战士的遗体肢解抛尸。我的老班长张贵生在支援友军一支小分队的时候，遭遇伏击英勇牺牲，部队找了好几天，也没能把英雄的遗体找全。战友们每每提及班长的名字，都会黯然落泪。
　　商洛是革命老区，来自商洛的战士在战场上都敢打敢拼，绝不含糊。和我同乡的李运志壮烈牺牲，张南方双脚冻掉了10个脚趾头，王忍学被叛匪战马踩断了肠子，术后一直有病；来自山阳县的一个18岁的小伙被叛匪的战马踩掉了秀挺的鼻子，一生残废。他们都是值得大家永远纪念的英雄！
　　在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的曲麻莱，无论战斗如何残酷如何凶险，我们绝不将牺牲的兄弟就地掩埋。翟司令员说：“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能留下牺牲的弟兄！”1958年冬季，我们在曲麻莱地区的剿匪战斗中共牺牲8名同志。牺牲同志的遗体用白布缠裹，驮在马背上，部队行军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日夜都有卫兵看守，最后全部葬于玉树州称多县烈士陵园。
　　我是翟万宝司令员的警卫员。翟司令员是甘肃静宁人，常说自己是半个商洛人，因为1935年5月，翟司令员是挑着货郎担，从西安步行五六天，走到丹凤龙驹寨参加红二十五军的。他与解放初任商洛军分区司令员的孙光当时同在一个连队。青海剿匪的时候，孙光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担任青海平叛剿匪总指挥，翟万宝是青海海西地区剿匪司令。
　　我于1961年底带病退伍，因胃溃疡严重，组织安排回乡后公费医疗。孙景华参谋是洛南景村人，1978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曾任商县副县长。他常开玩笑地说：“我的命是从通天河畔捡回来的。”从青海转业回来后，他第一个看望的老兵就是我，“八一”前后老战友也偶尔聚会。
　　今年的“八一”我过得最开心。7月31日，翟万宝司令员的儿女一行4人冒着酷暑，驱车千里，从兰州到商洛看望我来了。他们是在网上看到商洛籍战士1958年青海剿匪的故事后，电话联系找来的。
　　60年后的重逢，亲情融融，当年的一双小儿女如今已年近古稀。他们说，“西安事变”后，翟司令员所在的原红二十五军又回商州驻扎了20多天，商州的苞谷糊汤和红艳艳的甜柿子，给翟司令员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为了父亲与商洛的这份特殊的缘分，也为了父亲与一群商洛籍战士在高原荒漠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来商洛看望剿匪老兵，是他们多年的心愿。此番情义令我感动，令所有老兵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