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炳
　　1944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危机，打通中国大陆通道——平汉、广汉铁路线，对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从河南一直退到了贵州，中原、华南相继沦陷，日寇铁蹄践踏了半个中国。此时，各政要机关和高等学院都纷纷撤离，分别转移到云贵、四川和陕西汉中等内地避难。1945年农历二月，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舆带领该校各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教授、讲师等及眷属一行百余人，由豫西重镇荆紫关，辗转来到陕南边陲的商南县赵川乡避驻。
　　张广舆一行在赵川历时两个月时间，受到当地绅民的热情接待，得到多方面的关照与方便，尤其在时任乡长党飞武的保护下，得以安全。期间，还曾于关帝庙学校辅导讲授农业课程。四月，接到其他师生已在宝鸡落定的消息后，即由党飞武派团丁，将住在赵川的全体河大人员护送至龙驹寨（今丹凤县城），然后经商州、西安转往宝鸡。走之前，国立河南大学驻赵川同仁向党飞武赠送了题名“维護文化”的牌匾，以志答谢与纪念。
　　此匾额高1.05米，宽2.28米，选用稀有的上等银杏树木材制作，采用土油漆推光；上面镌刻红底涂金字，显得十分古朴典雅。
　　匾额中央，从右到左排列“维護文化”4个金光大字，高0.48米，宽0.34米，由校长张广舆亲笔书写，字体雄劲端庄、气势开张，十分引人瞩目；小字更是清秀圆润，舒畅流利，结构严谨，笔锋犹健。
　　匾额右端竖书铭序为：“乙酉仲春，同人避地赵川，赖飞武乡长急公好义，得保安全，谨赠匾额，永作纪念。”左边竖书落款署铭为：“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舆拜题。”落款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吉日立。”
　　匾额下面，竖书排列着国立河南大学47位同仁的职衔与姓名。署名最下端为“仝敬赠”三字。
　　这面牌匾记载了赵川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为老革命根据地增添了一道瑰丽的光环。然而，它被发现并得到河大的认可，却经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波折。
　　1997年4月，我在赵川镇万青村整组时，区文书刘承平告诉我说：“1945年春，河南大学有一批教职人员为避战火，从荆紫关来到我们赵川避住过一段时间。据老年人说，
　　当时，他们见到这些戴眼镜的有学问人，很是稀奇。期间，河大教职人员曾在关帝庙学堂辅导农业知识课程，离开时还送给时任乡长党飞武一块牌匾留作纪念。这块河大赠匾，先前一直挂在马蹄沟党飞武炮楼里，解放时被收归石柱河乡政府，用作了床铺板。前年，乡文化站干部杨厚国辞退时，因乡政府欠他20元钱，便将这块作为床板的牌匾拉回他家去了，现存放在黑沟家中。匾上的字我都抄下来了，你看看有文史价值不？”我接过他抄录的牌匾文稿一看，中间是“维護文化”4个大字，还有校长、各院长、教授、讲师等47个人的名字，感到十分惊奇，也觉得非常珍贵难得。翌日，特与他一道前去杨家查看详情，时见匾额虽陈旧与磨损，有些脱漆，“维護文化”4个大字涂金脱落只剩红底，整体尚完好无损，显属难得的珍贵历史文物。遂仔细核对了文字，并丈量了牌匾与字体的尺寸，回来后便写下了《国立河南大学在赵川的赠匾》一文。当时，县政协主席李文举审稿时指出：“匾额中教授‘任秋访’的名字不对，应当是‘任访秋’。”他说：“任访秋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文学史家，是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为了慎重起见，我立即给石柱河乡打电话，请他们安排人去核实一下匾额上刻的是“任秋访”还是“任访秋”。乡武装部部长李承华骑摩托车带着一位干部同去查看后，给我回电话说：“雷主任：我们仔细看了，匾上刻的是‘任秋访’。”显见匾额上的“任秋访”属误刻了。然而，我只能如实按匾额上名字载文，刊载在第七辑《商南文史资料》中。
　　当时，我觉得河大这块赠匾属珍贵历史文物，特建议县文化部门收为馆藏，然而未能引起重视。我又设法与河南大学取得联系，将《国立河南大学在赵川的赠匾》一文发表在我的新浪博客里，同时传送给了河大网站，但是河大对此反应迟疑。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是他们当时查阅到的所有校史图书文献资料中，只有河大“从潭头再迁荆紫关，又从荆紫关经商南迁宝鸡，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魂牵梦萦的河大校园”的记载，没有见到“避驻赵川以及赠匾”的文字记载，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与纠结。其后我从河南大学李秉德教授撰写的《抗战后期河南大学的两次搬迁》中，才发现了有河大教职人员在赵川镇暂住的记录：“在荆紫关落脚不到一年，日军又向豫西南和鄂北地区大举进犯。河大这次接受在潭头的教训，及早有组织地进行疏散。决定单身教师和学生取道西坪镇，沿西荆公路奔向西安；带家属的教职工都到陕西南境内的赵川集中待命……在赵川住了十来天后【笔者注：从匾额中‘乙酉仲春（1945年农历二月）避地赵川’，到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1945年农历四月）赠匾落款日期推算，河大同仁在赵川的时间当为两个月】，学校派人送信说，河大已在宝鸡选好新校址，要大家离开赵川，前往宝鸡。（河大同仁）在户主所派的几名家丁带枪护送下，离开赵川，五天后到达龙驹寨（今丹凤县）。”不难看出，虽有了在赵川暂住的记载，却只写了“在赵川住了十来天”，且无关联赠匾之笔。直到后来在河大教授陈宁宁所著的《抗战烽火中的河南大学》一文中，才见到有关赠匾的缘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当时河大确实拿不出什么贵重物品来表达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赠送一块匾额，遂请飞武乡长帮忙用银杏木做了一块高1.05米、宽2.28米的大匾，上刻‘维護文化’四个大字，每个字高48厘米、宽34厘米，黑底红字（笔者注：实为红底涂金字），庄重典雅，意蕴深厚。”河大同仁避驻赵川与赠送“维護文化”牌匾以志感谢的史实才基本清晰，一段文化守护的佳话开始在河大师生校友中广为传颂。此后，亦多见以河大避驻赵川与赠匾为题材的文章问世。
　　更碰巧的是，入选中国“基层图书馆培训志愿者行动”的河大图书馆王学春副馆长，于2006年7月随专家巡讲团来陕西省巡讲期间，我与之联系与见面，详细告诉他河大在赵川避驻与赠匾之事，他感到十分惊讶和欣慰。因巡讲团要继续巡讲，他为不能马上亲莅察看而遗憾，但内心却紧紧系在了这块匾额上。巡讲结束后，他及时向校长作了汇报。校长听后感到很有意义，当即计划安排去看一下，“尽快落实清楚”。
　　2007年2月间，我接到河大校方打来的电话，说是为了建校百年纪念活动，近日专程来商南察看1945年春河大避驻赵川时的赠匾。我答应在家等候他们，全力配合并陪同他们去实地查看实物。我等了好长时间，却不见河大来人，后来从网上方才得知，河大已委派校图书馆王学春副馆长、校宣传部时勇副教授一行，于2007年3月26日来商南后，直接去了赵川十里坪镇，由水保站站长胡传林陪同去了石柱河黑沟，查看了匾额，并拍了照片。回校后，时勇发表了《发现河大第一匾》文章。同时，按图片复制了全新的“维護文化”牌匾，使河大后人一睹先泽墨宝，感悟河南大学“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办学精神。
　　2012年9月，河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时，钟海涛等代表历史系1979级全体校友，向母校捐赠按照1:1比例复制的“维護文化”牌匾。此牌匾被安放在河南大学校史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