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黄算割”“算黄算割”，清脆的叫声从麦地深处远远飘过来，麦子快黄了！
　　麦子黄，绣女下床。在我的记忆里，夏收割麦子一直是老家人心中一桩大事。麦子在田地里从秋天生长到来年夏天，人们俯身田间，施肥、拔草、浇地、打药，还不是为了让麦子颗粒归仓，成为一年里口中的一日三餐。因此，田地里麦子刚刚变黄，人们便摩拳擦掌忙活开了。赶集置办夏收用的扫帚、簸箕、木杈等农具，掀着碌碡平摞麦子的麦场，将镰刀磨得刃口闪闪发亮。那些在远处城市里打工的人，一回回给老家打电话询问割麦子的确切时间，眼盯着日历，计算着自己买火车票回家的日期。
　　麦子渐渐黄了，坡坎上、原边上，已有人搭镰割开了麦子。这时候，老家的镇上一天比一天多的立满了从原下眉站火车站涌上来的麦客。麦客大多从甘肃天水、平凉一带来，背着布袋子或者蛇皮袋，胳膊肘上挂着镰架，像一群追逐着麦黄讯息的候鸟，年年从甘肃乘客车搭火车来到关中道，和本地土著们一道出没在滚滚麦浪间，完成着一年又一年龙口夺食的收割。手提镰刀赶场割麦子，是麦客们祖辈传承着的养家糊口的一种营生。
　　20世纪90年代初，中专毕业后我刚分配到老家原下的蔡家坡工作。蔡家坡是陇海铁路线上一个著名的火车站，每到麦收时节，车站候车室外的广场上，黑压压挤满了刚下车的麦客，用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这些词来形容也不为过。车站外，一条窄窄的东西街道里，满是操着甘肃口音，与蔡家坡车站附近以及原上割麦子的雇主们讨价还价的麦客。当然，大多数麦客是舍不得多花几十块钱坐绿皮客车，他们坐闷罐车甚至扒火车，沿陇海铁路一路朝武功、兴平一带赶场。周末回老家帮父母收割麦子，我骑着自行车走在陇海铁路边的公路上，身边铁路上不时驶过来一列列满载着麦客的闷罐车、货运车，火车一路风驰电掣，货运车车厢里、车顶上挤挤挨挨坐满了麦客，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的脸，货运车就一头扎进远方，看得人心颤！
　　在老家，那些麦客和顾主们攀谈，常称自己是“下苦人”。这一半是自嘲，但也是实情。麦客前一天割完顾主家的麦子，傍晚天黑后便串村走镇，找寻着下一家需要割麦子的顾主，无论夜晚走了多长的路，睡得有多晚，第二天他们站立在顾主的地头，镰刀一挥起来，从早晨一直割到傍晚天擦黑。忍不住头顶烈日暴晒，吃不了一路辗转奔波之苦，肯定当不了麦客。如果碰上割麦时天阴多雨，一连几天割不成麦子，对那些赶场的麦客来说，不要说挣钱，就连自己的吃喝都成问题。在老家的小镇上，雨天我曾多次碰到过那些在街道房檐下等候天晴的麦客，他们三个一簇五个一伙，半躺在随身背着的布袋、蛇皮袋上，啃着布袋里装的干馍馍，望着身边湿漉漉的街道，黑瘦黑瘦的长条脸上一脸愁苦。他们一个个胡子拉碴，破旧的衣服上沾满了土灰，身上散发着一股浊重的汗酸味。
　　渐渐地，收割机出现在老家的麦地里，从前需要几个人两三天割的麦子，收割机突突突不到半小时就割完了。麦客一年比一年少了，偶尔有人请个麦客，割下坡坎上收割机进不去的边角地。后来，在老家的镇子上、蔡家坡火车站，麦收时节再也看不见麦客的身影了，麦客消逝在时间的深处，成为人们记忆里一帧遥远的风景。老家人收割麦子，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琐碎、繁重、忙碌了，老家通了高铁，许多人有了私家车，中午割麦子，他们清晨从西安走，中午已到了自家地头。从前需要一家老老少少汗流浃背收割、碾打、扬场、晾晒，要干大半个月的夏收，现在不到一周时间整个村庄的麦子就收割了。
　　去年回老家收麦子，给我们家割麦子的是台外地来的收割机，割麦师傅是一家人，父亲领着儿子儿媳，父亲和儿子轮换着驾机收割，儿媳负责核准亩数收割麦钱。后来，天擦黑时，他们将收割机停在村委会院里，联系了辆出租车，一家人去县城里住宿。用那位父亲的话说，一家人忙活了一整天，晚上该好好吃个饭，再洗个澡。
　　在付割麦钱时我和他们攀谈过，我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说老家在甘肃礼县，还说他们从河南一路向西割到了关中，离家已有一个多月了。我想，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一定做过麦客，但他们身上已找不到一丝我记忆里麦客的影子了。他们就像那台颜色亮丽的橙红色联合收割机，以一种崭新的形象，站立在人们面前。
　　当代纪实摄影家侯登科先生有一幅著名的摄影作品，叫《麦客》——广袤的大地上，遍地刚刚收割的麦捆，一个身材魁梧的麦客右手挥镰，已割起一抱麦子，他前倾着身子，正准备俯身抱起刚割的麦子打成捆，麦客的额头上、脸上、脖颈上，闪烁着夏日天空阳光的烈焰炙烤、照射出的古铜色釉彩，他沾满土灰、被汗水浸湿的破旧衣服上，似乎能让人嗅到一股呛人的汗臭味……
　　摄影家用镜头定格了一段历史，一群追逐着异乡金黄色麦浪赶场谋生的人，定格了艰涩的劳动所独有的苍凉、幸福和悲壮。凝视着这幅作品，我蓦然明白，一段沉重、艰涩的历史早被人们翻了过去，成为遥远的记忆，人们已站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收获着大地上的麦子，书写着他们蓬勃、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