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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编剧宋文宪创作的大型秦腔历史剧《罗公碥》，以清代乾隆年间商州知州罗文思修路济民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塑造了一位“脚下有泥、心中有民”的清官形象。全剧不仅是一部弘扬地方历史人物的传记剧，更是一曲贯通古今、深具现实关怀的廉政颂歌。
　　该剧以史为镜，映照当下，使传统题材焕发出了鲜明的时代光彩。《罗公碥》虽然写的是清代故事，却与当代社会精神高度契合。罗文思“不收治下一钱一物”、捐俸修路、甘守清贫的形象，与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廉政精神形成跨时空对话。剧中所展现的“实干兴邦”“清风两袖”等价值理念，正契合新时代对干部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呼唤。罗文思垦荒、修路、兴学、治水、推广农技，正是“乡村治理”的古代范本。剧中“倒退插秧法”“议事角”“公道磨”等细节，体现出基层治理的智慧，对今天推进乡村振兴、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具有启发意义。剧中反复强调“脚下有泥，心中有民”“实干济万民”直指当下，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正向引导作用。
　　该剧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构建了官民同心、共克时艰的叙事伦理。《罗公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以民为本的叙事立场，体现了深厚的人民性。全剧虽以清官罗文思为主角，但其形象并非高高在上的“青天大老爷”，而是一个会跪搓板、惧内敬妻、穿破袍、吃粗粮的“实心面团团”。这种平民化的塑造，拉近了官与民的距离，使清官形象更具温度与可信度。剧中大量设置了“婆姨议事角”、石匠李老大、农妇黄大娘、刘婶、章刘氏等普通百姓形象，他们不是被动受惠的“群众背景”，而是参与修路、分水、议事、送行的主体力量。尤其是“万民成契”一场，百姓以血书、手印、胭脂印共写“欠条”，将人民性推向情感与思想的高潮。全剧贯穿“佛心即民心”“官至赤身方为净，人去留影即是魂”的价值判断，将政绩评判权交予百姓，体现了民心即天心的价值取向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该剧在文化表达上实现了地域性、民族性与传统性的高度统一。《罗公碥》在文化表达上极具秦腔剧种的独特魅力，同时融入了丰富的川陕地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全剧充分运用秦腔高亢激昂、刚健质朴的剧种特色，唱段设计讲究，情感饱满。如“惧内同盟”中的双人唱段、“万民成契”中的核心咏叹，既保留了传统秦腔的板式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戏剧的人物心理刻画，是较为典型的秦腔艺术的当代表达。剧中巧妙融入四川方言（“耙耳朵”）、川剧变脸技法、川调民歌、川味辣酱等元素，与商州的丹江、商山、铜佛龛、石磨、粗茶等地域符号交织，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景观，体现了川陕文化交融的历史。全剧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佛心即民心”“以器载道”“公道自在人心”等理念，既有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有道家的自然智慧，更有佛家的慈悲情怀。尤其是“佛光显圣”一场，以民俗智慧化解官民矛盾，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因俗治民”的治理智慧。秦腔、川剧变脸、陕南民歌、民间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被有机融入剧情，使该剧在某种程度上无形中成了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
　　该剧在历史剧创作上兼具史识、文识与戏识，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示范意义。《罗公碥》在历史剧创作上具有较强的学理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历史观与成熟的戏剧观。罗文思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在商州修路、兴学、垦荒等政绩亦有据可查。编剧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戏剧虚构，如“佛光显圣”“惧内同盟”“万民成契”等情节，既符合人物性格逻辑，又增强了戏剧张力。剧中罗文思与赵锦娘的“麻辣夫妻”关系，与李世途的“惧内同盟”，与庞员外的“佛路之争”，均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尤其是“惧内”主题的反复书写，将其升华为“敬内”“爱内”的情感哲学，既增添了戏剧趣味，又深化了人物性格。全剧采用“序幕+六场”的闭环结构，以“修路”为主线，以“民心”为核心，层层推进。从“后院菜畦”的困顿，到“石磨公道”的智慧，再到“佛光显圣”的转折，最终抵达“万民成契”的情感高潮，结构严谨，节奏分明。该剧不止于塑造清官，更探讨了“何为好官”“官民关系”“法治与人情”“信仰与民生”等深层命题。如“公道磨”分水一节，以物载道，寓法于器，体现出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与法治精神。
　　两袖藏民不藏金，旧伞撑开万里晴。作为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精神、深厚人民情怀、浓郁文化底蕴与严谨学理意识的优秀秦腔历史剧，《罗公碥》以传统戏曲形式讲述中国故事，以历史人物承载当代价值，以地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以艺术虚构激活历史真实。该剧的成功创作，不仅为秦腔艺术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也为新时代历史剧创作树立了“实心行实政、实干济万民”的精神标杆，更为当下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的学习，提供了又一鲜活的艺术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