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一天，西安城南客运站的人明显多了。我从一楼往外看，人头攒动，拉杆箱的轮子“哒哒哒”滚过地板。有人拎着礼盒小跑，有人踮着脚尖看电子屏，有人举着手机拍票根发朋友圈，配文“回家吃粽”。
　　这样的景象一年有三回——清明、端午和中秋。春节是另一回事，那叫大迁徙。
　　我拎着一袋绿豆糕挤过人群，找到去商州的检票口。队排得不短，每个人手里都没空着。前头一个大叔背着编织袋，袋口露出一截艾草，绿莹莹的，跟着他的身子一晃一晃。后头一个小媳妇提着一兜粽子，粽叶还是湿的，滴着水珠。
　　“回商州的？”我搭了句腔。
　　大叔扭过头：“可不是嘛。儿子在西安上班，我来给他送艾草。他说买的没那个味，非要老家门口长的。”他拍拍编织袋，“拿多了，扔了可惜，回去给我自己门上插一把。”
　　小媳妇也插了一句：“这是婆婆包的粽子，非要带给我妈尝尝。一趟车的事。”
　　大巴拐上绕城高速，一路往东南。旁边靠窗坐着个小伙子，一直埋头看手机，忽然抬起头，对着手机那头喊：“奶奶，我上车了，一会到家要吃热乎的粽子！”挂了电话，他冲我嘿嘿一笑：“我爱吃肉粽，我奶奶包的粽子，肉块特别大。”
　　我掏出手机给母亲发消息：“妈，我上大巴了。”
　　她秒回：“等你吃饭。”
　　窗外的山多了，地里的麦子也黄了，一片一片铺到山脚下。旁边的大叔忽然开了口：“我年轻时在西安打工，每年端午都回来。有一次没赶上末班车，回到家都半夜了，我妈还在灶上给我温着粽子。”
　　大巴驶出高速，熟悉的空气扑面而来，凉快、温润，带着泥土的味儿。出了车站往家走，路过团结路，街边的铺子门口摆着粽子、绿豆糕、油糕，槲叶堆得满满当当，一声声艾草拖得老长，从街这头传到街那头。
　　一到家门口，屋里飘出了浓浓的粽香味儿。母亲开了门，上下打量我一眼：“瘦了。”我说：“没有，就这几天忙的。”她没接话，转身进了厨房。灶上的大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案板上摆着几样凉菜，黄瓜拌木耳、蒜泥茄子、皮蛋豆腐，都是我爱吃的。“爸呢？”“去丹江边看划船了。”母亲嘴上抱怨，眼里却全是笑意，“等你爸回来就开饭。”
　　我坐在沙发上，听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听窗外远处隐隐约约的锣鼓声，忽然觉得，这就是过节了。不只是那口粽子，而是母亲那句“等你吃饭”，是大叔编织袋里露出的那截艾草，是小伙子那句“我要吃热乎的”。这些凑在一起，就是回家的由头。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母亲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粽子，糯米粘在粽叶上，外甥吃得满嘴都是，姐夫被一块肥肉烫得直吸气，姐姐和母亲还在争论肉该切块还是切片，母亲说切厚块吃着过瘾，姐姐说切薄片更入味。父亲喝了一小杯黄酒，脸微微泛红，忽然说了一句：“明年端午还这样过。”没人接话，但所有人都听见了。
　　走的时候，母亲照例往我包里塞东西。粽子、绿豆糕，还有一袋子她腌的咸菜。“外面买不着这个味儿。”她说。
　　临出门，她又补了一句：“下次回来，就到吃月饼的时候了。”她没说想我，但话里都是那个意思。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