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栋

王柏栋故居

　　王柏栋（1910年-1938年），原名容娃，商县茶房保显神庙（今丹凤县商镇桃园村显神庙组）人。1937年末，他临危受命，担任中共陕西商洛工委书记，领导和组织商洛人民群众，发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40多名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右派及其走狗、汉奸做斗争。他时刻抱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亲笔在家中墙上写道：“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度此血的惨辜（酷）生涯。”1938年7月5日，王柏栋被敌伪收买的土匪暗杀，年仅28岁，其光辉业绩彪炳青史，永垂不朽。
　　1939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在《纪念“七一”与陕西共产党》一文中，把王柏栋和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李子洲等先烈相提并论。文章中写道：“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辱……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真不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
　　投笔从戎 立志报国
　　1910年8月3日，王柏栋诞生在商县茶房保显神庙村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父亲王克明务农为生，家里只有二亩薄田，却要养活七八口人，加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生活十分艰难。
　　王柏栋是5个兄弟中的老大，尽管家中困难，父亲还是把他送到龙驹寨百顷湾罗家村的舅父张锡俊家上私塾，希望他学点知识，长大后经商。
　　王柏栋非常聪颖，八九岁便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古文背得滚瓜烂熟。五四运动后新学兴起，王柏栋对新学新知识极感兴趣，经常在丹江岸边阅读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幼小的心灵里很早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6年春，15岁的王柏栋转入龙驹寨紫阳宫读书。当时国民联军孙连仲部配合北伐出师河南从此经过，他毅然投笔从戎，配合南方革命军投身北伐。待把奉系军阀赶到东北后，王柏栋随军到豫南组建农民协会，第一次认识到农民运动的伟大。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血腥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值此逆境，王柏栋愤然回家，在朝阳乐育高小继续读书。
　　1929年5月，王柏栋高小毕业后，被父亲送到陕豫交界的荆紫关学习经商。勉强当了三四个月的学徒之后，他便瞒着掌柜跑到杨虎城手下的杨子恒部队当兵。因王柏栋勤奋努力，又有文化，很得旅长杨子恒的赏识，把他留在身边做勤务兵。不久，经杨子恒保送，王柏栋到南阳参加了杨虎城所办的教导队。教导队中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王柏栋如饥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论，心中升起了一盏明灯。
　　1930年6月，王柏栋经教导队中阎维良、王允瑞二位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面对庄严的党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从此，王柏栋的人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是年，陕西大旱，王克明赶到南阳，要儿子跟他回家种地。一贯孝顺的王柏栋却一反常态，不但不同意跟父亲回家，还给父亲念了一首四言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大家造反，实行共产；红旗一举，不怕血染；团结奋起，英雄赤胆；万众一心，幸福不远！”
　　听儿子这么一说，王克明全明白了。他打消了让儿子回家的念头，支持他为老百姓打天下。
　　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柏栋仍回杨子恒旅，先后担任见习警卫排长、连长。经十七路军中党组织介绍，王柏栋和中共陕西省军委士兵工作委员会接上了联系。
　　出生入死 屡建战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我东北三省，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抗日怒潮在古城西安风起云涌。王柏栋与西安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利用各种形式投入到抗日的怒潮中去。他通过在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校友米信公，将《告西安各界人民书》、苏联《真理报》（中译版）等抗日救亡传单秘密散发到学生中去，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爱国师生的抗日热情，从省立第一师范到省立二中、一中以及市高中等学校的广大师生，先后掀起了抗日救亡的学潮。国民党当局发现学校里有中共的传单后，发出通缉令搜捕王柏栋，王柏栋随之到旬邑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由谢子长任总指挥，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随军南征北战，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是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王柏栋、李密、高刚、姚权4人去甘肃武都，策动国民党鲁大昌部兵变。4人考察后，发现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驻扎在武都、临洮、陇西等诸多地区，兵力分散，不利于发动兵变。该师独立团团长何玉民思想进步，公开宣称要站在历史车轮的前端，锋芒毕露，还处决过一些豪绅，曾引起胡宗南与鲁大昌的不满，但发动兵变的条件与时机均不成熟。返回西安后，省委又派王柏东、杨森等人去三原工作。三原一带的中共渭北游击队原本发展迅速，但后来政委张培达叛变，使游击队蒙受了重大损失。王柏栋等人加强了游击队的领导，使游击队渐渐摆脱了困境。
　　1933年4月，渭北游击队重组，黄子祥任总指挥，王柏栋任第二分队队长。游击队不久便扩充到数百人，配合红二十六军二团打了不少胜仗。
　　孰料不久后，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强令部队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致使游击队在蓝田张家坪遭敌重创。为了鼓舞斗志，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整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任政委，王柏栋为参谋长。
　　未几，红四团挥师三原，策应国民党军王泰吉部起义。其时，王泰吉部正遭国民党军孙友仁团的截击，红四团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从侧面向敌发动袭击，敌遭受重创，又不明红四团的虚实，不敢轻举妄动，使得起义部队顺利摆脱了敌人。
　　红四团随之撤离战场，进入富平县时，正赶上淡村逢集，王柏栋趁机向黄子祥和杨森建议消灭淡村民团。红军先派数名战士化妆成赶集的农民，远远看到民团的几个团丁来了，便假装为争一个甜瓜厮打起来，同时露出了携在腰间的短枪。团丁见两个陌生人身上有枪，不知是计，即鸣枪追赶。民团团长闻报，也带整团人追了过来。几个战士边打边撤，把民团引进了埋伏圈，红四团伏兵四起，枪声如豆，顺利全歼民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取得了红四团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王泰吉团起义成功，红四团连打胜仗，一时震动全陕，杨虎城随即派重兵围攻渭北革命根据地。迫于敌众我寡之势，红四团主动撤离三原，退往照金苏区，和王泰吉的起义部队、张邦英的耀县游击队、习仲勋率领的陕甘边游击队会师。
　　1933年8月14日，几支部队合并，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王柏栋任参谋处长。
　　紧接着，红军主力智取旬邑张洪镇、奇袭甘肃河水镇、发动毛家沟门（甘肃庆阳）反击战、打响杨家店子（宜君）保卫战，连战皆捷，王柏栋所带的部队皆冲锋在前，所向披靡。
　　1933年11月3日至9日，红军临时指挥部和陕甘特委在河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柏栋任红三团一连指导员。第二年春天，红四十二师攻打马栏镇，在外围解除武装后一部分敌人仍守堡顽抗，拒不投降。几次冲锋，红军被敌重机枪火力压住，不能前进。危急关头，王柏栋拿过刚刚缴获的迫击炮，对准碉堡连开3炮，一举炸毁敌堡，取得了此战的最后胜利。红军战士皆好奇王柏栋有此技能，并不知道他原来在十七路军时担任过机炮班班长，素有“神炮手”之名。王柏栋因此被任命为红四十二师直属机炮连连长。
　　胸怀坦荡 爱憎分明
　　王柏栋为人胸怀坦荡，爱憎分明。1934年初，黄子文主持红二十六军政治部会议（黄是政治部主任），因高岗违反党的群众纪律，王柏栋等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高岗的问题进行了诚恳的批评，而高岗并不悔改，师党委撤销了高岗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政委职务，调其去甘肃合水工作。不久，原二十六军三路游击队总指挥王安民阵亡，黄子文代理总指挥。经杨森等人建议，组织上又调回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杨森改任师长。高岗任职后，借故开除了黄子文的党籍。王柏栋心里憋屈，便于1934年8月请假回家。途经黄陵县小石岩丁字川时，王柏栋在一寺院的墙上写下了一首诗：“高大政委有欠高，对民横来对友刁。身上缺点不改正，每逢异议怒冲霄。实愧大众孝子名，报复打击任意搞。无利革命无利党，目空一切逞枭骄。”这首诗有不同的版本流传，这是其舅父张锡俊记忆中的文字。
　　有人给高岗汇报说：“王柏栋在丁字川庙上写诗骂你。”高岗委托杨森去查，杨森有意化解矛盾，看了后回来说：“没有那回事。”王柏栋就这样回家了。
　　在故乡商洛镇，王柏栋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搞社会调查。白天，他走村串邻，给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晚上，他把白天调查所得记录总结，总是到鸡叫后才和衣而睡。他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走到哪里就把温暖带到哪里。
　　在此期间，他还给学友米信公、刘焕尧等送去《社会发展史》等进步书籍，给二弟王柏桢送去了《政治常识读本》，又给商洛镇民团团总、发小张虎森讲抗日的道理，劝说在民团当班长的三弟王柏梁多学军事知识，一旦时机成熟，即把部队拉出来参加革命。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商洛，主力部队西进后留下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队长叫程启文，活动在洛南与商县交界的孙家山（今丹凤县北部）一带。得知国民党准备三面围剿小分队的消息后，王柏栋首先给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晓以大义，劝说他帮助小分队，后又冒风踏雪直奔数十里外的孙家山，面见程启文，促成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当敌人围困孙家山时，张虎森及时送信，小分队得以转移到外线作战，避免了大的损失。
　　1935年农历二月底，王柏栋回到陕北，因其在丁子川庙上写诗的问题，工作一直没有分配。9月初，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王柏栋终因给高岗提意见的问题被捕，关在瓦窑堡监狱。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很快纠正了这一错案，释放了全部被押人员。
　　王柏栋出狱后，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工作，旋任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西安事变后，王柏栋又调到红十五军政治部任地方科科长。
　　1937年2月初，王柏栋身染重病，不能随军，留在了陕西省委工作，担任省委地方科科长。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王柏栋虽染病在床，仍一再请缨赴前线杀敌。根据工作需要，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王柏栋担任商洛工委书记，回商洛老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喋血商丹 名垂青史
　　1937年12月下旬，王柏栋参加了陕西省委在泾阳云阳镇召开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洛川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会后即返回商洛。
　　商洛是革命老区，早在1927年中共陕甘区委就派闵培贤、卫志毅、吴汉周3名共产党干部在商县龙驹寨建立了两个党的特别支部，1932年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过境商洛撒下了革命的火种，1934年红二十五军入陕，建立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苏区，然而，自红军撤离后，这里的革命形势又变得诡谲险恶起来。国民党的地方政权与地主阶级狼狈为奸，反攻倒算，疯狂地向人民举起了屠刀。原来建立的党组织停止了活动，不少党员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其时，东北、华北已失，太原、南京告急，日寇长驱直入，已至河南，商洛为陕西东南门户，与河南交界，成了抗日前线。
　　王柏栋临危受命，担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面对眼前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怎么开展工作呢？
　　常言讲：仁者无忧，勇者无惧，智者不惑。王柏栋先以商洛镇、两岭村、龙驹寨和商县省立中学为基地开展工作，在这里发展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救国会和国难研讨会等抗日救亡组织，打造全民抗战舆论。不久，即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160多名，到处张贴标语，排练抗日文艺节目，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热潮。
　　1938年2月至4月，王柏栋一手抓统一战线，一手抓地方武装，先后派地下党员王柏良和抗日积极分子谢华、余谦到商县大岭观一带工作，联系由共产党员魏志毅掌握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湖北郧阳的陶成林、河南荆紫关的雷会民等地方武装头目，组建抗日游击队，同时积极联合各方各派势力、人士，迅速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王柏栋发展茶房商棣仙联保处常备队副队长巩德芳、护兵班长薛兴军入党前，即同二人秘密策划铲除顽固派商洛镇联保主任石振邦。他们在茶房常备队里组织串联了蔡生成、张德胜、贾海全和雷振杰，于1938年3月29日，利用石振邦去龙驹寨开会返回之机伏击成功，一举将其击毙，接着穷追猛打，偷袭商洛镇联保处的5个炮楼，把石振邦的部下全部歼灭，并捣毁了石在野槲岭上的老巢。从此，商洛镇茶房1000多人枪就牢牢地被我党所掌握。紧接着，经地下党员王连成主持，巩德芳、薛兴军二人被接收入党。
　　1938年4月中旬，商县第六区保安中队长冯麟生为了扩充势力，煽动当地驻军没收了商洛镇联保队的100多支枪。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足智多谋的王柏栋认为要让枪支完璧归赵，只可巧取，不能硬来。他随即发动、组织了商洛镇的1000多名群众，向龙驹寨镇国民党暂编骑兵第一师请愿。作为请愿代表，王柏栋深入虎穴面见师长马彪，用铁的事实据理力争，说服了马彪，悉数收回了被没收的枪支。此举大涨了抗日民众的志气，大灭了反动顽固派的威风，致使王柏栋声名大震，威信提高，极受民众拥护，被推选为商洛镇联保队的副官。趁着手里有权，王柏栋见缝插针，安排彭一民、张银治等共产党员进常备队里任班长。
　　不久，商洛山区出现了汉奸组织“复兴倒蒋保皇党”黑煞道，阴谋利用月初古会之机发动暴乱，并扬言先拉马、后杀人，嚣张气焰不可一世。
　　王柏栋早已觉察到这一阴谋，即与当地驻军取得联系，做好了剿灭暴匪的各种准备。龙驹寨的会首陈会明刚一起事，就遭到了灭顶之灾。道首何根庆、薛长青在夜村起事，刚杀羊祭旗，亦被王柏栋联系的地方武装剿杀。群众欢呼雀跃，拍手大叫：“匪徒牛皮吹破啦，人没及杀马没拉。柏栋驻军妙算大，杀的老道滚西瓜！”
　　取得剿灭黑煞道的胜利后，王柏栋即组织商洛镇数千民众，赴龙驹寨慰问驻军。王柏栋在慰问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引起了与会军民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王柏栋的舅父张锡俊是慰问大会的亲历者，据他回忆，王柏栋慰问结束后来到他家（百顷湾罗家村），心情十分高兴，当他面即兴填词《添字霜天晓角》一首：“战鼓咚咚催未歇，南京太原前后折。怒抽青锋剑，恨斩胡妖灭。胜绝、浩歌彻，军民共欢悦。八路新四真铁血，深入敌后，补天裂。”
　　王柏栋在商洛山区点燃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国民党陕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如坐针毡，几次找王柏栋“谈话”，王柏栋则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温良儒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特别是第三次，温良儒把王柏栋“请”到了他在龙驹寨的下榻之处，二人各持己见，唇枪舌剑，从傍晚一直激辩到深夜，因观点不同，始终僵持不下。最后谈到要枪之事，温良儒说：“你宣传抗日很好，却不该弄得民众上街游行。”王柏栋答：“国难当头，要抗日必先有武器。商洛镇的武器被冯麟生收了，民众赤手空拳，怎么抗日！”温又发难说：“你搞抗日我不反对，可你回来为啥不给我打招呼？”王柏栋回答道：“我一回来就向当地保甲组织说过了，至于他们是否禀告你，那不干我的事。”温良儒一时恼羞成怒，耍出无赖手段：“你要抗日到别处去，我这里不准你胡闹！”王柏栋则用蒋介石的话堵他：“倘若大战一开，那就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是谁说的？专员一定知道。拿这话来衡量，你不觉得你的话说错了吗？”稍停片刻，他又追着说：“若专员不许我抗日，就请给我开个证明，我才能到别处去。”直驳得温专员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二人舌战的事儿不胫而走，尽人皆知，令温良儒更丢面子，可抗日军民却极受鼓舞，迎敌决胜的信心更高了。
　　1938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赵希愚赴商洛视察工作，经过调查了解，证明王柏栋在商开展工作7个月，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他存在的缺点。因他在慰问骑兵第一师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暴露了身份，不利于今后的安全，组织决定，他立即返回省委。王柏栋诚恳地接受批评，表示服从组织安排。走前，他加紧指示商洛各地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要注意在学校、地方军队、保甲、农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尽最大可能积蓄力量，慎重发展党员，避免暴露身份。
　　正当王柏栋安排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准备动身返回省委时，温良儒指示冯麟生买通了土匪曹建勋，于7月25日黎明前潜入王家，暗杀了王柏栋。一代英杰喋血商丹。
　　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举行追悼王柏栋烈士大会，省委统战部部长汪峰致悼词，称王柏栋为“群众领袖”。
　　冯麟生、曹建勋后来被中共游击队设伏击毙。温良儒继续追随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1951年，王柏栋遗骨迁葬金凤山商洛地区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