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有任志武部、中共鄂北特委、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在商南指导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加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三军经过商南，宣传党的政策，播撒革命火种，开展武装斗争，对商南土地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两次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
　　清油河起义
　　1932年冬，驻守在商南县清油河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一连连长魏志坚，受中共上级党组织指示率本连部队举行起义，以便配合商南县保卫总团在商南开展革命活动。起义虽然失败，但这次起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推动了商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魏志坚身为中共党员，参加过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组织派遣，栖身于杨虎城部，1931年由“新兵训练处”调入新改编的十七路军骑兵团第一连任连长。骑兵团团长是中共党员王泰吉，渭华起义时魏志坚就是王泰吉的部属。1932年中共党组织率任志武部控制商南县城后，引起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恐慌，随即派遣兵力入驻商南，随时准备镇压商南保卫总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不断高涨，但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对内则调集大军围剿苏区和红军，残暴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地镇压抗日群众运动。1932年7月，陕西绥靖公署调十七路军骑兵团一连驻防商南，协助驻商县至商南一线的陕西警备第二游击支队李长友部，随时准备镇压商南县保卫总团。由于保卫总团的革命活动和抗日救国宣传运动在骑兵连官兵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魏志坚平时对官兵加强思想教育，注意宣传保卫总团的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所以他们都不愿同保卫总团打仗，并且暗中支持保卫总团的革命活动。
　　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相继入陕。为配合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创建鄂豫川陕新苏区，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魏志坚率骑兵一连准备择机起义，和商南保卫总团一起在商南一带“立即发动游击战争，创建豫陕边新苏区”。魏志坚亲自潜入商南县城并找到任志武，秘密商讨起义计划，任志武害怕敌人施计，未敢答复，遂将此情况报告给中共郧县县委书记宋奎卿（当时对外的身份是赵川自卫团的书记官）。宋奎卿立即召开党的会议，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在无法同陕西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派赵登城前往清油河同魏志坚面谈，探明起义虚实。在此之前，商南党组织对骑兵一连已有所了解，该连队不同于国民党反动军队，军纪比较严明，特别是对保卫总团的革命活动没有进行过反对。赵登城到清油河后经过与魏志坚秘密商谈，双方都亮明了各自的身份。魏志坚告诉赵登城，骑兵连里没有党的组织，仅有他一名共产党员，部队成分比较复杂，如果举行起义就需要保卫总团的协助。赵与魏商定一周后起义，并制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随即返回商南县城向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密谈情况。
　　骑兵一连二班班长蒲章成，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两面人”，平时伪装进步，表面上和魏志坚关系处得非常好，但暗地里反动透顶，没有被魏志坚识破，魏志坚还将其作为心腹予以重用，并提前把准备起义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骑兵一连起义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季夜晚举行的，商南县保卫总团派马述理率二营在试马寨以西接应起义部队。行动前，魏志坚让蒲章成带领二班做贴身护卫，起义部队集合后，魏志坚便做起义动员讲话以鼓舞士气，但刚刚讲了两句话，就被蒲章成在身后用暗枪射击打死。保卫总团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往清油河，但骑兵一连已四散逃离，部队即刻被瓦解，最终起义宣告失败。
　　蒲章成于1951年被商南县人民政府处决。
　　湘河武装暴动
　　1934年夏，在商南县赵川保卫总团与追剿之敌顽强斗争之际，中共党组织派时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的共产党员段抚摩，回到故乡河南淅川县荆紫关开展武装斗争，在豫鄂陕边地区建立红色区域。
　　段抚摩回到荆紫关后，立即派人到商南县赵川和湖北郧县寻找地方党组织，几经周折，未有结果。于是，经过一番充分准备后，段抚摩于1934年秋在商南县湘河一带组织群众发动武装暴动，全歼国民党湘河区自卫大队，缴获枪支70多支。不久，赵川保卫团总团长任志武被敌所俘，所部遣散，其中一部参加段抚摩部。到1934年底，段抚摩建立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00人枪，并成立了豫鄂陕边游击队，段抚摩任游击队队长。该游击队活动于河南淅川、陕西商南、山阳及湖北郧县、郧西一带，联络各地农民武装，打击地方土顽势力，力图在豫鄂陕三省边站稳脚跟，建立一块红色根据地。
　　由于组织的单线联系人、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教师徐鸣鹤下落不明，段抚摩与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加之宋奎卿等人在赵川武装斗争失败，使得地方党组织也无法寻找。根据当时党内的有关规定，段抚摩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发展其他党员和建立地方党组织。游击队的主要活动是打击反动武装，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联络各地“大刀会”“红枪会”，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34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进入商洛后，段抚摩积极与红二十五军联系，寻求领导。1935年春，段抚摩率游击队在山阳照川和已担任红二十五军组建的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师长的阮开科（原“大刀会”首领）取得了联系，委托其与红二十五军领导取得联系。在段抚摩等候消息之际，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陈光宇（化名陈子敬）到河南寻找段抚摩，并通知其到郑州接头。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段抚摩在郑州与陈光宇接头时两人同时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才脱险出狱，又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返回家乡，在鄂豫陕边一带继续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