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坪的风带着土腥气，从金鸡岭滚下来，从窗缝挤进来。那种冷不是凉，是冰，往骨头里钻，好像能把人冻小一圈。我缩在办公室的木椅上，裤腿被带上去了，露出一截发白的脚踝。打小就这样，骨头总比布长得快，裤子永远短那么一截。
　　熟人见了，总嚷嚷：“哟，大长腿！”听起来像夸，又像笑。起初我也得意过，走哪儿都接得住一些目光。可一到拍照，大家便推我：“去去去，站边儿上。”省散文学会成立那天，人群往镜头前挤，我自觉退到台阶边，往下蹲了蹲。好友喊：“中间有空位！”立刻有人接话：“可不敢，她一站，我们不都成土豆了！”我挪到最边上，像根多余的桩子，杵在热闹外头。
　　驻村的日子，白天走访农户、整理台账，倒也不觉得枯燥。一到晚上，宿舍里只剩风声，人就空了。我常坐在桌前，握着笔，写不出一个字。没有可说的人，文字也干巴巴的。我怕待久了连话都不会说了，真成个哑巴。
　　但庆幸的是，我有郝姐。
　　她是镇上文化站的干部，我们在省散文学会开会时见过，加了微信。我到麻坪街村当第一书记那天，收拾完宿舍，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搜她的微信，竟真找着了。我磨蹭半天，发过去一句：“郝老师好，我是新来的第一书记，听说您在麻坪镇，方便拜访吗？”
　　我一边擦桌子，一边琢磨：要是她调走了，或者不愿搭理我这样的生瓜蛋子，这地方怕是连个能谈文学的人都没有了。正想着，门“吱呀”一声开了，一道声音撞进来：“是你呀！”我抬头，见郝姐站在门口，一脸笑容。“听说来了位女书记，没想到是你。”我慌忙起身，话就止不住了。我们从散文聊到诗歌，从民俗聊到写作，絮絮叨叨。她抬头时，目光在我脚踝上停了一下，说：“腿挺长，适合走山路。”
　　重阳节村上办活动，郝姐来帮忙。从早忙到晚，招呼老人、安排节目、搬东西，脚不沾地。傍晚，我累得骨头散架，刚坐下，裤腿又缩了上去，露出干得起皮的脚踝，忙把小腿交叉着藏起来。郝姐坐过来，看了看，轻声问：“这么冷，怎么不穿秋裤？”我脸烫着，挠挠头：“穿了，就是总往上跑。”她掀起自己的裤腿，露出一双长腰袜：“有这种长腰的，护到小腿，你也该备几双。”我嘴硬：“没事，不冷。”其实脚踝早埋下病根了，夜里常针扎似的疼。
　　那天晚上，我窝在宿舍里，郝姐裹着一身冷风进来。我刚脱了鞋，把腿搭在床边，她问我怎么还不换双长袜。我苦着脸嘟囔：“跑了几家商店，都没买到，我来村上也没带。”
　　她转身出去，没一会儿拿了双咖色的旧袜子回来，坐在床边，从兜里掏出把小剪刀，咔嚓剪下袜腰，让我拿出一双平日里穿的短袜，穿针引线，针脚密密麻麻嵌进布里。边缝边说：“我家也没新长袜了，缝上你将就几天，回去了买新的！”她缝一会儿，拽一拽，检查一下，才把袜子递过来：“成了，穿上试试，保准暖和。”
　　我接过来穿上，加长的袜腰刚好护住脚踝，像多了一圈软甲，把寒气隔在外头。一股暖流从脚底漫上来，浑身暖融融的。抬头，郝姐那明亮的双眼，带着笑意，让人心里熨帖极了。
　　说是文友，郝姐更像一炉火，在驻村的日子里，她怕我一人在外吃不好，包饺子、烙煎饼时，必叫我去她家吃。“一个人跑这么远驻村，不容易。能在这儿碰见，都是缘分，就当这是你家，别客气。”她一边往我碗里夹菜，一边絮叨，眼神里的疼爱像家里长辈。
　　晚上我们从村道散步回来，她总要绕一段路送我。到了门口，她非要看着我进门才肯转身。脚步声远了，还能听见她在夜色里叮嘱：“门关好，夜里风大，别着凉。”
　　驻村的日子，有过委屈，有过迷茫，有过深夜独自舔伤口的孤寂。可因为有了郝姐，那些艰难的时刻都软和了些。我们会在午后坐在文化站的小院里，晒着太阳聊文学，她给我讲她采风时遇到的奇人异事，我跟她倾诉驻村工作的困惑。她从不直接给答案，却总能用文学里的智慧开导我，让我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再后来，村里人见我，不再说“大长腿”，而是说“咱麻坪的书记”。拍照时，也有人拉我：“来，站中间，麻坪可是你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