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往事》开栏语
　　在秦岭的怀抱中，商洛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卷徐徐展开的文明长卷。这里的一砖一瓦、一食一味，都镌刻着时光的印记，诉说着从远古绵延至今的故事。今天，我们开启《商洛往事》专栏，旨在追溯这片土地深藏的历史根脉，聆听其文化在当代的鲜活回响。商洛的往事，沉淀于文明的密码之中；商洛的往事，亦融于市井的烟火与山野的馈赠。《商洛往事》专栏将带您一同行走商洛山水，触摸文明年轮。我们将探寻藏在时光褶皱里的历史细节，记录古老技艺在当下的传承故事，品味地域风物中蕴含的人文精神。让我们共同打开商洛的文化“盲盒”，探寻那些比你想象中更为鲜活的历史，感受这座秦岭腹地小城如何守护其根脉，并在此根基上，擘画出一幅古今交融、生机盎然的文化画卷。
　　90多年前，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掀开了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辉煌篇章。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历久弥新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红二十五军作为长征队伍之一，孤军奋战近万里，独立自主开辟新的天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作出重要贡献，以其独特的历程同样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并为这一精神丰碑书写了鲜活注脚。
　　彰显了“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是红二十五军砥砺前行的精神灯塔。1934年11月初，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和《关于反对敌人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等文件以及程子华带来的口头指示。中共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抗日武装、联合抗日力量等工作以及鄂豫皖根据地的游击方式、斗争策略问题提出具体要求。同时，明确指示红二十五军立即实施战略转移，以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开创新的斗争局面。但是，对于红二十五军到底转移到哪里？担负起什么样的具体任务？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在分析形势、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毅然决然地公开打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自觉肩负起北上抗击日寇的历史重任。漫漫征途中，在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左”倾错误余波影响与敌众我寡的困境面前，他们始终胸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心，始终高举北上抗日这面大旗，始终坚守北上抗日的使命。
　　为了这一神圣使命，他们转战至距中心城市仅有百余公里的陕南山区，在迂回穿插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传播革命真理，打土豪分财物，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鱼水深情，将革命的火种从鄂豫皖燃遍陕南的每一寸土地，最终开辟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人口近50万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从而有效牵制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客观上实现了红六军团、红七军团未竟的战略牵引任务，积极策应了川陕红军的斗争和中央红军的长征。主力撤离根据地北上后，成为中央红军和其他各路长征队伍落脚陕北的革命“向导”，为中国共产党将延安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将民族利益置于首位、绝境中不坠青云之志的信念定力，正是长征精神最鲜明的底色。
　　彰显了“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同样是一部浴血奋战的英雄史诗。
　　这是一支由红军子弟与百姓遗孤组成的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年轻队伍。在地理环境恶劣、物资极度匮乏、敌军二十倍于己的重重考验面前，这群“娃娃”兵毫无畏惧、毫不退缩，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气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与敌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其中重大战斗20余次，在敌军围追堵截中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正如被广为传唱的《红色青年战士之歌》歌谣中唱的那样：“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血战独树镇，面对风雪交加的极端天气和敌人的猛烈射击，军政委吴焕先抽出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率部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在生死存亡之时冲出突围，并打出了“军魂”的威名。
　　这场与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等齐名的战斗，正是红二十五军征战历程的缩影。从鄂豫皖到鄂豫陕边，经过20余天、2000公里的长途跋涉，3000人的队伍牺牲500余人。在鄂豫陕创建根据地时，每遇大战，均损失百人以上。庾家河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和多名团营干部身负重伤。龙驹寨整训，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溘然长眠凤冠山下。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在了长征胜利的前夜，为革命事业留下莫大遗憾。还有无数指战员血洒疆场、长眠他乡，很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这种“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英雄气概，让长征精神在炮火中愈发坚不可摧。
　　彰显了“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红二十五军实现战略转折的关键所在。红四方面军1932年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后，由于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开始通过派遣交通员的方式与之进行联系，信息传达异常困难。
　　长征开始后，红二十五军与党中央和各兄弟部队基本上处于失联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独立实施战略转移任务。当部队转战桐柏山区后，鄂豫皖省委经实地考察发现当地不宜立足，随即放弃原定计划，果断向伏牛山区挺进。为隐蔽意图，佯攻枣阳诱敌集结，再乘隙北上，展现出灵活机动的战术智慧。进入陕南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创造性地作出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并改称鄂豫陕省委，一边开展游击战争，一边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既为部队赢得了休整补充的机会，也为后续北上奠定了基础。1935年7月，当从《大公报》和交通员处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后，果断地率军北上陕甘苏区，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迎接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无论是作出在陕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还是主动北上陕甘迎接中央红军，都是在没有任何指导下，根据形势发展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这种摆脱教条束缚、立足实际决策的自主精神，正是长征精神“实事求是”精髓的鲜活实践。这些决定，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鄂陕、豫陕两特委在与省委失联的情况下，各自寻找、抱团取暖，合并成立中共鄂豫陕特委，并将各路红军游击武装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坚持根据地斗争一年半之久，有力策应了党中央的战略实施，与红二十五军独立自主开展斗争一脉相承。
　　彰显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红二十五军始终以革命全局为重，展现出极强的团结意识与大局观念。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共中央决定派遣程子华前往鄂豫皖传达转移指示，并任命他担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一职。但在花山寨会议上，徐海东却主动让贤，提议由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程子华担任军长。经过再三推辞后，“人生地不熟”的程子华服从组织决定，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重担扛在自己肩上。但是，他没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自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按照省委决定行军作战，时时处处和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并肩战斗，并尊称徐海东为“老军长”。徐海东虽然不当军长，但仍然身先士卒，同往常一样，哪里危险就打到哪里。军长程子华统筹全局、政委吴焕先长于政治、副军长徐海东善打硬仗，三人互补协作、配合默契，形成坚强领导核心。永坪镇会师后，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主动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壮大了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力量，随之团结一致、相互配合，先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缺衣少食，又值寒冬，境遇非常困难。毛泽东为解燃眉之急，写信向徐海东借2500块银元过冬。当徐海东收到毛泽东的信后，主动从红二十五军压箱底的7000块银元中拿出5000块支援中央，同时还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这些钱和武器，是中央红军立足陕北的丰厚物质基础，为红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毛泽东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55年授衔时，长期养病的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十大将第二位，这是对红二十五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最佳褒奖。
　　彰显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的历史，红二十五军的征程充分印证了这一真理。
　　进入陕南后，红二十五军发现当地群众生活十分穷苦，过着“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生活，不少群众没有衣服穿，“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于是立即展开镇压土豪劣绅的革命活动，将没收的衣物、油盐、钱粮分给穷苦百姓。1934年12月19日，红二十五军来到棣花街，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恐吓下，当地百姓纷纷躲藏了起来。当时，红军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将空无一人的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将晾晒的布匹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架板上。这些革命斗争活动和秋毫无犯的作风，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也因此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活神兵”，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正如当时负责追剿的国民党一名团长所说：“红军所到之处，开穷人会时，群众都争先恐后地参加，都自动积极地给红军带路和做侦察工作。”
　　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先后有5000多名穷苦百姓加入红军，1000多名干部、群众为创建根据地献出了宝贵生命。同时，人民群众为掩护伤病员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庾家河战斗后，红二十五军将部分伤员安置在蔡川一带的群众家里。当地教师何老五，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半点被掩护红军的行踪。镇安县“小脚”覃大娘，冒着生命危险，用瘦弱的身体背着患重病的红军干部东躲西藏，直到伤愈归队。在红二十五军“大迂回”作战过程中，每遇大战，人民群众侦察敌情，迅速组织起担架队、救护队。战斗一经打响，军民“蜂拥”参战，使敌人很快陷入军民包围之中。战后，积极转运伤员，并敲锣打鼓抬着物资慰劳部队。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这样的故事广为流传，这种“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让红二十五军获得了不竭的力量源泉，成为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