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又到周末，与友人去商州区牧护关镇踏春。新绿漫坡，溪水潺潺，春意浸满秦岭褶皱里的每一寸土地。返程时，我们特意越岭绕道三岔河镇引龙寺村，欣赏错落有致的石板房，探访文氏堂屋，再次瞻仰那块数年前曾专程拜谒过的古匾——它题写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历经风雨沧桑，至今已有125年历史。
　　这块匾额悬于文氏堂屋门头，长约2.4米，宽约1.2米，厚约5厘米，为质地坚硬的梨木材质，虽经百年风雨，木质依旧温润，镌刻的纹饰与文字清晰可辨。匾额通体以黑漆为底，中书“壸仪常昭”四个鎏金大字，字体端庄遒劲，笔力沉稳厚重，历经岁月打磨，依旧熠熠生辉。“壸（音kǔn）”本指宫中道路，后引申指内宫。“壸仪”原指后宫礼仪规范，后引申为妇女在家庭中的言行仪范，即传统意义上“妇德”“母仪”的核心内涵。“壸仪常昭”四字，指这位妇女持家有道、德行高尚，其贤淑风范与美好德行将永世昭彰，与成语“壸范常昭”同义，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母亲角色及女性贤德的高度评价与尊崇。
　　匾额上款为“待赠修职佐郎、太学生射斗亲家大人德配亲母谈老孺人，荣归佳城立”。“射斗”即文功印，据清光绪三年（1877）修《文氏族谱》载：“（二十一世）功印，字射斗，号星斋，贡生。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正月二十一日戌时生。配谈氏，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八月初九日巳时生。生子五，烈曜、列鼎、烈猷、烈承、烈封。”其中，“待赠”是清代特有的封赠相关称谓，指死后将获朝廷追赠荣誉头衔；“修职佐郎”是明清时期文职从八品散阶，无实职、无实权，仅代表相应的品级与荣誉，常授予地方低级学官（如县学训导、教谕）、有功名而无实职者（如秀才、贡生）等，文功印为贡生，符合授予这一散阶的条件，“待赠修职佐郎”即指其预备被追赠为从八品荣誉文官。清代封赠制度规定，八品官员之妻可被封赠为“孺人”，这也与匾额中“谈老孺人”的称谓相契合。“太学生”则指在京师国子监就读的学生，是当时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功名身份；“德配”是文言敬词，用于尊称对方的妻子；“亲母”即亲家母；“荣归佳城”是古人对去世并安葬的委婉说法，既显庄重，也饱含对逝者的缅怀。上款全句意思是：待赠修职佐郎、太学生文射斗（文功印）亲家公的贤德原配夫人——谈氏老孺人，圆满归葬祖茔福地，亲友们特立此匾，以志纪念。
　　匾额下款为“辛丑恩科举人、拣选知县、姻愚弟阮达泉，顿首拜题”。“辛丑”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这一年，清廷与英、美等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恩科”是在每三年一次的科举正科之外，朝廷遇庆典、新皇登基等重大喜事时特恩增设的考试，光绪二十七年的“辛丑恩科”，初衷为庆贺光绪皇帝载湉三十寿辰；“举人”在清代指乡试中式者，一旦中举，便具备了入仕资格，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拣选知县”是清代举人入仕的一种常见途径，意为具备候选知县的资格，需排队候缺，主要针对多次参加会试未中的举人；“姻愚弟”是姻亲平辈男性之间的谦称，“愚”字凸显自谦之意；“顿首拜题”是落款时的敬语，意为恭敬叩首、谨此题写，足见阮达泉对受赠者谈氏老孺人的敬重之情。
　　这位题写匾额的举人阮达泉，值得详考。据民国《续修商县志稿》卷十六《教育志》记载，阮达泉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举人，牛头崖（今商州区牧护关镇韩峪川村）人。《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陕西乡试题名录》显示，该科陕西中式举人共计65人，阮达泉位列第57名，当时为商州学优廪生，中举时年仅31岁，同科商州（约今商洛市）籍举人共4人，阮达泉便是其中之一，可见其学识出众。《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陕西乡试同年齿录》对其记载更为详尽：“阮达泉，字海门，号济川，行三，咸丰己未年五月二十二日吉时生。商州优廪生，民籍……父辉斗，字焕垣，号星阶，廪贡生，候选训导，例封文林郎……母氏文，例赠孺人……子二，女二……世居商州西北乡牛头岩。”由此可明确，阮达泉生于咸丰九年（1859），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三，于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家族世代居住在商州牛头岩，其父亲为廪贡生，候选训导，母亲为文氏，可见其家族兼具功名与文脉传承。
　　令人疑惑的是，以上数种史料均明确记载阮达泉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举人，而他却在匾额落款中自称“辛丑恩科举人”（即题匾当年的光绪二十七年），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并非篡改或误记功名，而是清代匾额题款的惯例。清代文人题匾时，落款所用的“恩科”称谓，往往指最近一次与朝廷庆典相关的科举恩科，而非自己实际中式的年份。阮达泉虽于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但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题匾时，用当年的“辛丑恩科举人”落款，是当时常见的以当代盛典为号的做法——这样的题款方式，既让科名更贴近当下，也能彰显与当朝盛典的关联，从而抬高自身身份与社会地位，同时也能为受赠方谈氏老孺人一家增添荣耀。题匾时，他将“辛丑恩科举人”与“拣选知县”连署，以官衔身份题字，比单纯标注旧科举人身份更为体面，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文人与士绅群体中十分普遍，并非个例。
　　那么，阮达泉与文功印、谈氏老孺人夫妇之间的姻亲关系，究竟如何形成？据《文氏族谱》记载，文功印有五子，其中“烈鼎，功印次子，字焕谞，亦名惠。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十二月十四日亥时生。配阮氏，庠生依仁女，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九月二十六日亥时生。”其余四子的配偶均非阮姓，由此可推断，文、阮两姓的姻亲关系，便源于文烈鼎与阮氏的婚姻。再结合《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陕西乡试同年齿录》所载，阮达泉生于咸丰九年（1859）五月，仅比文烈鼎的妻子阮氏年长两岁，二人显然不可能是直系父女关系。因此，这位阮氏应当是阮达泉的胞兄或堂兄之女，即《文氏族谱》中提及的“庠生依仁”之女，也就是阮达泉的侄女或堂侄女。这一推断，也得到了民国修《阮氏宗谱》的佐证——该谱明确记载，阮达泉仅有一女，婚后嫁至屈家。而阮达泉的堂兄阮承仁（试名依仁），有“女一，适文”。由此可知，阮达泉是因堂侄女嫁与文烈鼎，才称文功印与谈氏老孺人为亲家。
　　匾额的题刻时间为“龙飞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梅月上浣穀旦”。“龙飞”是匾额题款中常见的敬语前缀，专门用于敬称当朝皇帝，意为“当今圣上在位之年”，彰显了对皇权的尊崇；“梅月”是农历四月的别称，因江南四月梅子成熟、梅雨初至而得名；“上浣”即农历每月的上旬，古代将每月分为上、中、下三浣，每浣十日，是传统的时间称谓；“穀旦”则是古人对吉日的雅称。
　　匾额正下方，刻有“逢源合、致和昌、协盛恒”等当时商州知名商号的名称以及“王熙昌、陈举善……范正芳”等60余人的姓名。这些商号是商州近代商业繁荣的缩影，而这60余人，当为文功印的友朋，在谈氏老孺人逝世后，他们联合出资致送此匾，并委托其姻亲、举人阮达泉题写，既表达了对谈氏老孺人贤德的敬仰，也彰显了文家的人缘与声望，更见证了晚清时期商州民间的礼仪风尚。
　　笔者日前在韩峪川村走访得知，阮氏家族在清代自湖北迁徙至商州，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阮家曾出过举人之事，在当地族人中素有传闻，至今仍被津津乐道。韩峪川村附近也有文氏族人聚居，两姓族人世代相邻，交往甚多。而据《文氏族谱》记载，文氏家族在清康乾年间自安徽迁来，落户商州后，散居多地，逐步繁衍壮大。结合《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陕西乡试同年齿录》中阮达泉“母氏文”的记载，以及《文氏族谱》中文烈鼎“配阮氏”的记载，不难看出，阮、文两姓之间不仅有姻亲纽带，更有世代交好的深厚情谊，堪称佳话。
　　综上，这块“壸仪常昭”匾额的赠匾情形清晰可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上旬，文功印的妻子谈氏老孺人逝世安葬，文功印的朋友及商州的一些商号联合出资，委托与文家有姻亲关系的举人阮达泉题写匾额，以表彰谈氏老孺人的贤德，寄托对逝者的缅怀之情。匾额的每一处细节，从题字、落款到商号、人名，都承载着晚清时期的科举文化、家族礼仪与地域风情。
　　作为晚清陕南民间匾额的典型代表，“壸仪常昭”匾额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是研究清代地方科举史、移民史、家族史、社会伦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是中华传统德孝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引龙寺村传统村落文化的核心标识。
　　“壸仪常昭”，百年流芳。这块古老匾额不仅见证了引龙寺村文氏家族的兴衰荣辱，更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新时代将继续绽放璀璨光芒，为乡村文化振兴与民族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除了这块珍贵的古匾，引龙寺村至今还保存有百余座冬暖夏凉的传统石板房，其中最古老的已有百年历史。村内还有数株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至今枝繁叶茂。此外，村内还有文氏堂屋、郑氏宗祠、引龙寺庙等古建筑。这些石板房、古树、古建筑与“壸仪常昭”古匾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引龙寺村地域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2022年、2023年，引龙寺村先后被列入第四批陕西省传统村落名录及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4年，悬挂匾额的文氏堂屋被商州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商洛市历史建筑……如今的引龙寺村，历经数百年光阴的洗礼，成为秦岭深处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