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商洛地区的商县。半生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都和翻越秦岭有关。
　　那时候，从商县去西安，只有几班破旧的班车。车身的白漆脱落得斑斑驳驳，像长了不规则的苔藓，有的车窗没了玻璃，用硬纸板和塑料布胡乱挡着，车子一开，哗啦哗啦响个不停。车厢里的木板座位，早被磨得油亮，有些已经松动，人一坐上去，它就“吱吱呀呀”地抗议。遇到坐车的人多时，运输公司临时调来解放牌大卡车，车厢上搭着深绿色的篷布，车厢里没有凳子，说是坐车，实际是“站车”。
　　记得有一年冬天，班车过黑龙口，开始爬秦岭那段俗称“十八盘”的连续弯道时，突然“吭哧”几声，就没了动静。司机跳下车，捣鼓了半天，手上、脸上蹭满了油污，最后还是摇摇头，一车人只好下车等。山风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生疼。直到天擦黑，才等来另一辆过路的卡车，把大家拉到西安。
　　父亲常说，他们那辈人，真的是用脚丈量秦岭。去一趟西安，得三五天时间，一双新编的草鞋走到半路就开了花。“你们现在能坐上卡车，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知足吧。”话虽这么说，可我看着他早年落下的风湿腿，心里总不是滋味。心里暗暗盼着，啥时候，回家的路能不再这么难？
　　盼着盼着，路还真就慢慢变了。“依维柯”客车进了山，车里窗明几净，座椅是软包的，还有暖气！坐在上面，再也听不到木板吱呀的惨叫，只有发动机平稳的嗡嗡声。慢慢地，一个更响亮的名头在家乡传开了——高速公路。当我第一次坐着大巴，驶入那条像巨龙一样穿山越岭的沪陕高速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长长的隧道瞬间吞没光亮，又豁然开朗，高高的桥梁轻盈地跨过深谷。曾经需要颠簸五六个小时、让人晕头转向的盘山路，被一个个隧道和桥梁“拉直”了。仅仅两个小时，就从西安的城墙根到了商州的家门口。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头第一次觉得，家乡和外面的世界，原来可以这么近。
　　2004年，当第一列墨绿色的火车，拉着长长的汽笛，从山坳里缓缓驶来时，人群沸腾了。汽笛声那么浑厚，那么悠长，在山谷间回荡，仿佛一把重锤，敲碎了秦岭千年来的沉默。我忽然想起课本上韩愈那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千年以前诗人的困顿与哀叹，在这一刻，钢铁巨龙的轰鸣，给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回答。
　　路通了，山里的“宝贝”也藏不住了。金丝峡的瀑布、牛背梁的云海、棣花古镇的老街、江山景区的冰雪世界吸引了天南地北的游客。更让人自豪的是，商洛的香菇、茶叶，竟然能坐上“商西欧”专列，一路向西，走到外国人的餐桌上。小时候觉得遥不可及的世界，原来就在铁轨的那一头。
　　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惦念着一件更大的事——高铁。我像追连续剧一样，关注着西十高铁的每一步进展：天竺山隧道贯通了，桥梁全线合龙了，西十高铁全面启动静态验收，西十高铁全线联调联试……每一个消息，都让我离那个“风驰电掣”的梦更近一步。
　　初夏的风刚刚吹过龟山，这个梦就成真了。西十高铁开通那天，我特意请了假，早早来到崭新气派的西安东站。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洒进来，候车大厅宽敞明亮，安静有序。
　　当那列流线型的“银梭子”像一道闪电，无声而平稳地滑入站台时，站台上响起一片惊叹声。我随着人流上车，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列车启动、加速，安静得只能听到极轻微的风声。窗外的秦岭山脉，像一幅流动的巨幅油画，斑斓的色彩飞速向后流淌。我还没从美景中回过神，广播里已传来温柔的提示音：“各位旅客，商洛西站到了。”
　　走出车站，阳光正好。站前广场上，花团锦簇，人来人往。我遇到了老邻居王大爷，他正乐呵呵地等着从西安回来的孙子。“不到三十分钟！屁股还没坐热就到啦！”王大爷伸出三根手指，脸上的皱纹里漾着笑意，“我孙子说，以后每周五下班都能回来，周日晚上再去，方便得像在城里串个门！”看着他满足的神情，我脑海里瞬间闪过许多画面：父亲磨破的草鞋、抛锚山沟的班车、篷布卡车里拥挤的人群……那些关于行路难的记忆，在这一刻，被眼前这高效、便捷、舒适的现实温柔地覆盖了。
　　如今，每次坐上高铁回家，当列车穿过长长的隧道，那片生我养我的山水扑面而来时，我心里有着满满的踏实感。高铁穿过秦岭，从我家门口飞驰而过，它缩短的何止是里程，更把我人生中关于跋涉的记忆、等待的焦灼和团聚的欢欣，都串联了起来，最终铺成了一条宽阔明亮、直通心底的坦途。这条路，装着我的青春，装着父辈的期盼，更装着未来无尽的希望。（题图 李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