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流到柳林渡这儿，像是跑累了，摊开身子，慢了下来。
　　水是青的，沉沉的青，倒映着两岸一重一重的山。傍晚的太阳斜斜地照下来，江面上碎着一层软软的光。渡口边那棵老核桃树，影子拉得老长，一直拖到水里头。
　　撑渡的余伯蹲在船头，正抽着旱烟。烟从他鼻孔里出来，混着江上的水汽，蓝汪汪的。我喊了一声“余伯——”他抬起头，用烟杆儿朝我点了点，算是应了。
　　“过江。”
　　他不说话，起身，竹篙往岸上轻轻一点，船就荡开了。
　　这船是真老了。船板上的桐油早磨没了，露出木头的本色，深一道浅一道的纹路，像余伯脸上的褶子。船一摇，就吱吱呀呀地响，声音软绵绵的，听着叫人犯困。
　　江水在船底下咕咕咚咚，不知在说什么。
　　我记起小时候跟爷爷过江，也是余伯撑的船。那会儿我才七八岁，趴在船帮上把手伸进水里，凉丝丝的。爷爷说：“莫把水搅浑了，下面有龙王爷呢。”吓得我赶紧缩手。余伯就笑，说：“龙王爷搬家啦！”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龙王爷没回来，余伯还在这儿撑着船。
　　“听我碎娃说，铁龙快通了。”余伯忽然开口，声音像被江水泡了很久，有些沙，有些软。
　　他说的碎娃是他儿子，我们都叫小余。小余念书多，大学毕业后分到铁路上，打隧道，架桥，忙得没黑没明。余伯提起儿子，总是“听他说”“信里写”，因为人回不来。
　　“说从商洛坐车到西安，也就是一顿饭的工夫。”余伯顿了顿，竹篙在水里划了一下，水花溅起来，亮晶晶的，又落下去。“一顿饭……我撑了一辈子，也撑不出这十里江面。”
　　这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
　　江下游几公里外，就是修建高铁的工地。站在渡口能看见那些桥墩一个一个立起来，像巨人的腿。晚上更好看，焊花一片一片的，亮得刺眼，把半边天都映白了。声音也能听见，闷闷的，沉沉的，像山底下有谁在擂鼓。
　　余伯说小余在电话里讲，等通车了，要接他去西安逛一逛。看城墙，看钟楼，吃一碗老孙家的羊肉泡馍。
　　“我说我不去。”余伯摇着头，目光看向远处的山。山灰蒙蒙，一层叠一层，一直叠到天边。
　　“我去做啥？这渡口谁守？”
　　嘴上说不去，可我看见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那笑很轻很轻，像是怕人看见。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等高铁通了，下游那桥也修好了，汽车呼一下就过去了，谁还来坐这晃晃悠悠的木船呢？柳林渡，怕是要跟河底的石头一样，沉下去，再没人提起了。
　　余伯还是天天守着这儿。
　　那天我过江，去给爷爷上坟。爷爷的坟在对岸的半坡上，能望见这段江面。碑前我坐了很久，跟爷爷说了很多话。我说：“爷，咱商洛也要通高铁了，往后回来就方便了。”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住了。
　　回来的路上，天已经黑透了。余伯在渡口等我，船头点着一盏马灯，火苗突突地跳，黄黄的光晕散开来，照着他那张枯瘦的脸。
　　上到船上，他塞给我一兜核桃，说是自家树上结的，皮薄、肉厚，在城里买不着。“下回回来，就能坐上高铁了。”他说。
　　我没说话，把核桃抱在怀里，沉沉的。
　　船到江心，风大了些。余伯弓着身子撑篙，背影瘦瘦小小的，但稳得很。我突然想，这四十年来，他撑船接送人，怕是有几万趟了。一趟一趟，一脚一脚，把两岸的日子缝在一起。这活儿没人给他记功，没人给他发奖状，但他就是做了四十年。
　　高铁轰轰隆隆开进来的时候，我们高兴。可那些旧日子里的好，那些慢吞吞、安静得像丹江水一样软乎乎的人情味儿，我们也会一直记着。
　　船靠了岸，我跳上去。回身想给钱，余伯摆摆手，烟锅子敲了敲船帮。
　　“走吧。”他说，“往后回来，记得来渡口看一眼。”
　　我鼻子一酸，使劲点了点头。
　　走出好远，回头望，那盏马灯还在江面上亮着。远远的，像一颗掉进水里的星星。更远处，工地的焊花还在闪，像有人在江的那头，急急地敲着新日子的门。
　　以后，那些去了西安的，甚至更远地方的，回家就方便多了。回来吃一碗擀面皮，听一嗓子秦腔，站在丹江边上，对余伯喊一声我回来了。
　　旧日子的美好，就揣在心里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