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出发，走蓝田，过辋川，一出关中平原，群山就围拢过来了。翻过文公岭，山势骤然让开，一条窄谷铺在脚下。零零星星散着几块平坝，都种了洋芋。地边斜立着几间土屋，烟囱里冒出细细的柴烟，山风一扯，便散了。
　　这就是柞水九间房了。村里人打小就唱：“万青九间房，洋芋当主粮。要得生活来改善，洋芋捶得稀巴烂。”
　　唱的是这一带——山高地薄，麦子不收，稻子不长，连苞谷有时候都熟不了。日子就指着洋芋过。蒸了吃，煮了吃，炒了吃，顿顿离不了它。
　　可柞水人到底从洋芋里吃出了一样的东西——糍粑。
　　糍粑本是南方的吃食。三百年前，一群安徽人溯汉江而上，辗转遁入秦岭，被当地人唤作“下湖人”。来的时候包袱里没几件衣裳，但做糍粑的手艺带在身上。到了柞水，深山种不出糯米，只有满坡的洋芋。有人试着蒸熟洋芋，照着老家打糍粑的法子，搁在青石板上拿桦木槌砸。开头几槌下去，洋芋还是散的。再砸，黏了。砸上千百回，竟也拉得出丝来。糯米糍粑，就这样变成了洋芋糍粑。
　　我第一次见人打糍粑，是在柞水乡下一个小院里。核桃树下，青石窝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脱了褂子，脊背上汗津津的。他把蒸熟的洋芋在石窝里研开，再一槌一槌地砸，声音闷闷的，像远山在低语。我也抢着抡了几槌，歪歪斜斜的，糍粑没砸瓷实，胳膊倒先酸了。老汉笑了笑，接过，又砸了起来。那团洋芋泥从松散变得绵密，渐渐泛起一层柔润的光。他用指头一戳，弹弹的，才算成了。老汉说：“我爷爷打糍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看了成十年，才抡得动这槌。”
　　他揪出一团白生生的糍粑，刀沾了水，切成小块，丢进滚水里一汆。糍粑在沸汤中浮沉片刻，便捞入碗中，颤巍巍的，像凝住的脂膏。再浇上自家窝的酸菜汤，淋一勺油泼辣子，撒一把韭菜段和葱花，白的、黄的、红的、绿的，山间的颜色都盛在这一碗里了。夹一块送入口中，不用嚼，舌头轻轻一顶，糍粑便化开了，绵、滑，带着一丝幽幽的洋芋甜。再啜一口汤，酸爽清冽。我连吃了两碗，筷子也不舍得放下。
　　洋芋本是淡物，经了这千百下锤打，淀粉活泛了，便生出一股黏韧劲来，什么味道都挂得住。酸菜汤的酸进去了，油泼辣子的辣进去了，韭菜葱花的辛香也进去了，各有各的味儿，又不抢不夺。袁枚说：“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这话倒是应在了这团糍粑上。
　　宋人林洪《山家清供》里记过一道“蓬糕”，采白蓬嫩者捣烂，和上米粉白糖，蒸出来雪白绵软，读来令人眼馋。到底是江南旧时风物，宋代以后便渐渐失传，我们也只能在书页间想见它的滋味。若林洪能走进秦岭深处的九间房，尝一碗糍粑，怕是要在自己的食谱里添上一笔了。
　　后来听说洋芋糍粑入选了省级非遗，终南山寨还把它做成了表演。我便去看了一回。古戏台前摆着一方青石板，两个汉子裸了臂，抡起木槌。前一声未绝，后一声又起，那沉闷的撞击，倒像是从秦岭肚子里滚过的雷，一声声，把山谷都敲得有了回声。旁边坐着个唱渔鼓的姑娘，一身深蓝偏襟衫，斜抱竹筒，指节在鼓面上轻盈地跳跃，那调子悠悠响起，似那雷声的余韵，又似山泉淌过石缝，一急一缓，恰好填了槌声的空隙。满场的人都盯着那青石板，连呼吸也轻了。
　　唱到末了，汉子铲起一团新打好的糍粑，在众人跟前缓缓一拉，亮晶晶的丝扯出半尺来长，人群哗地鼓起掌来。那掌声落在秦岭的寂静里，四下山野更加空旷了。
　　仿佛又听见乡下小院里那沉沉的打糍粑声。日头落了，一家人围坐，一人端一碗糍粑。热气偎着暮色，在桌上慢慢腾着。贾平凹当年游柞水，留下“归来日暮里，柴门吃糍粑”。大约就是那样的光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