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修到咱家门口了！”电话里父亲的声音有一种我多年不曾听见的亮色，“以后你从西安回来，半个钟头就到了。”
　　其实，商洛西站离我家还有一段距离呢。以前回商洛，大巴要晃荡近三个小时，盘山路绕得人昏昏沉沉，窗外的秦岭像永远翻不完的厚书。现在，半个钟头就到了。
　　高铁通车后，我特意回了一次家。从西安东站出发，动车像一枚银色的梭子，贴着秦岭山脚飞驰。窗外的景色不再是记忆里那种慢慢翻页的厚重，而是飞快掠过的、连成一片的青与绿。隧道一个接一个，明暗交替得让人恍惚。我还没来得及把思绪铺开，广播已经报出了商洛西站的名字。
　　出站口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有扛着编织袋的民工，有拖着拉杆箱的学生，还有举着小旗子的导游。站前广场上，几棵银杏树漂亮得耀眼，叶子落在新铺的石板路上，被来来往往的脚步带着转动。我忽然想起小时
　　候，县城唯一的火车站只有
　　巴掌那么大，候车室的椅子
　　是绿色的长条木凳，漆皮剥
　　落的地方露出木头本来的
　　颜色。那时候，谁家有人出
　　远门，全巷子都知道，因为要提前几天去排队买票。
　　父亲没有来接我，他说去买点鲜核桃，是我小时候爱吃的那种。我站在高铁站门口等车，司机是本地人，一开口就是熟悉的商洛腔。“从西安回来的？”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现在方便了，回来都不耽搁吃饭。”他说自己以前在南方打工，高铁通了回来在站前拉人。
　　车子穿过城中心时，看到路边冒出了许多店铺的名字——咖啡馆、书店、文创店等。有一家店的橱窗设计得素雅好看，灯箱上写着“秦岭味道，当日达”。我想起大学时带室友回家，想买些木耳带走，我们跑了半个县城才找到一个卖散装的小摊，摊主用报纸裹了几层，路上还是漏了一些。
　　从前杂草丛生的河滩，如今修成了亲水公园，丹江步道沿河蜿蜒，有人在钓鱼，有人在慢跑。河对岸立着一排新楼，夕阳穿过楼间隙，把江面染成了金色。我站在那里，想起十几年前写过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乡》。那时候的商洛很小，小到地图上要拿放大镜才能找到，慢到一封信要等好几天。我写商洛的核桃香、柿子甜，写大山的青翠与沉默，但结尾却始终不满意，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家乡的未来，那时候的未来似乎只有离开。
　　回到家，父亲已经把核桃剥好了，白生生的仁儿摆了一碟子。他坐在小马扎上，手里还拿着一个，用夹子小心地夹着。“高铁通了，你妈说想去西安看看！”他低着头，不经意地说，“她一辈子没出过商洛。”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嗔了一句：“谁说的？我去过商州城。”父亲笑了：“商州也算？骑自行车就去了。”
　　晚饭时，父亲破例喝了一小杯酒，脸微微红。说起高铁站的建筑，他的声音里带着兴奋：“那个屋顶还真像对鸟翅膀。”母亲在旁边数落他：“你又不懂，说得跟真的一样。”父亲不服气：“我怎么不懂？我去看了好几回。”我看着他们拌嘴，像看一出旧戏里忽然加进来的新台词，新鲜而又妥帖。
　　夜里，我推开窗，远处高铁站方向有一片朦胧的光，把天边照成了淡紫色。我忽然想起下午在丹江边遇见的那位老人，他坐在长椅上，身旁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正在听秦腔。他说：“在这儿住了六十年，孩子都在西安。以前一年半载见一回，现在方便多了。”他指着远处的站台说：“那铁东西，能把我娃送回来。”
　　我没有告诉他，我也是被那铁东西送回来的人。
　　回西安，父亲执意要送我到西站。他骑着电动车，我坐在后座上，风把我俩的衣襟吹得鼓起来。进站口他停下，从车筐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鲜核桃。我接过来，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堵着什么。
　　高铁启动的那一瞬，我回头看了一眼。父亲似乎还站在那儿，小小的身影被那巨大的、像鸟翅膀一样的屋顶衬得格外单薄。列车进了隧道，把他和商洛一起留在了身后。
　　我抱着那袋核桃，想起许多年前，父亲坐绿皮火车去外地看病，他说火车好慢啊，慢到他把窗外山的名字念了一遍又一遍。而此刻，我还没数完一个隧道里的灯盏，广播已经提醒：西安东站就要到了！
　　原来半个钟头，不仅是一段时间，它是把两座城缝在一起的一根线，把离别拆开，把思念拉近。父亲说，等春天了，他要和母亲坐高铁来西安看我。我等着那一天，在出站口看他们慢慢走来，就像两只远道而来的鸟，落在我的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