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南县红色教育基地坐落于保安镇八道河村，以红二十五军革命史实为内核，盘活本土红色资源，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平台。

    ◁洛南县红色教育基地内，一系列实物和文图资料全面展示了红二十五军在洛南的活动轨迹。

　　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黄朝梅
　　深秋的箭杆岭，红叶如炬。344国道从关口横穿而过，把河南卢氏与陕西洛南连在一起。
　　洛南县高耀镇龙河村一侧的关口处，一组红军雕塑背靠青山，红旗猎猎，雕塑中的红军战士们目光坚毅，望向远方的群山。
　　92年前的这个时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正是从这里破关入陕，在这里打响了入陕第一仗。
　　破 关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2900余名将士，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带出发，一路浴血西征。
　　站在铁锁关的红军雕塑前，洛南县高耀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任金良习惯性地整了整衣领。“红二十五军正是在这里击溃守关民团，踏入了陕西洛南境内。那一仗打得干净利落，让敌军措手不及。”他手指向山脊蜿蜒处。
　　1934年12月5日凌晨，红二十五军在货郎陈廷贤的带领下，从卢氏朱阳关一带出发，沿着一条鲜为人知的山间小道悄然西进。
　　“部队沿着这条‘油盐小道’秘密行军三天三夜，绕开了敌军在主要通道上布下的封锁与追兵。”任金良指向铁锁关下那条狭窄的山径。
　　12月8日凌晨，部队抵达豫陕交界的铁锁关。铁锁关又名箭杆岭，扼豫陕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铁锁关下，守关的是国民党洛南县保安团，这支保安团兵力虽少，但是他们据险而守。
　　关于这场战斗的具体时长，史料记载简略，但多份记录都指向同一个结果：红军以迅猛的突袭将守关民团击溃，几乎没有给敌人留下组织抵抗的时间。这是一次干净利落的速决战，红军以极小代价打开了入陕的大门。
　　刚过关口，三要司鸡头关方向，国民党洛南县保安团一个中队百余人又扑了上来，被红军迎头击溃。
　　“洛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西的第一个县。”中共洛南县委党史县志办公室主任时伟宏说，“突破铁锁关和鸡头关，是打破国民党封锁、打开西进通道的关键一战。”时伟宏介绍，这不仅扫清了入陕障碍，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
　　今天的铁锁关，早已不再是“一夫当关”的险隘。344国道横穿而过，把陕豫两地连在一起。关口下的龙河村，被称为“中原入陕第一村”，这里祖辈几代都是听着红二十五军的故事长大的。
　　“听祖辈讲，当年红军过这里，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龙河村党支部书记石宏斌说，现在依托红色资源和绿色生态，把家门口的红色故事讲成了致富经。
　　“茶叶、中药材都是咱龙河村的招牌。特别是2023年，我们引种的黄金芽、龙井43、陕青等优质茶叶品种，如今正在这里扎根生长，即将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石宏斌笑着说。
　　从“油盐小道”到344国道，从红色记忆到绿色产业，变的是路，不变的是那份初心，昔日的险关已经变成了如今乡村振兴的窗口。
　　龙河村的变迁，正是红二十五军精神在新时代延续的生动注脚。当年红军留下的不仅是战斗足迹，更有一种坚韧不拔、依靠群众、敢于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口打开后，红二十五军没有停顿，继续向西挺进。
　　激 战
　　从洛南县城往东，沿着沙河走进三要镇，九泉山就在镇子南边隆起。山不算最高，却占着一个要命的位置：西北是沙河，东面是开阔地，谁占了山头，谁就能把从山下过的人压在两片水之间打。
　　红二十五军西进陕西之前，国民党就命令驻防潼关、华阴的第42师两个团前来堵截，企图凭借九泉山险要地势，将红军阻于沙河以东。他们的248团第三营先期到达，驻扎三要司，构筑工事，封锁了红军西进的要道。
　　1934年12月8日上午，红二十五军刚刚从铁锁关进入陕西。庾家河会议尚未召开，鄂豫陕根据地的建设还只是一个尚未落笔的决定。九泉山是横在这支队伍入陕第一天的第一道坎，过不去，后面的路都无从谈起。
　　当日下午，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进抵三要司以东，与敌248团第三营接上了火。
　　红二十五军225团从东南方向发起正面攻击，其余部队向高地西侧迂回。但守敌居高临下，火力压得极猛，几次冲锋都被打了回来，伤员和后续队伍堵在山脚，北上的通道随时可能被彻底封死。
　　三营营长李学先蹲在阵地前沿观察了很久。他发现，敌人的机枪和步枪几乎全部朝着正面，后山那片灰黑色的花岗岩绝壁方向，枪声稀落。
　　“正面佯攻顶住敌人，尖刀组从后山绝壁摸上去。”他作了这个决定。
　　那是12月的秦岭深处，绝壁近乎垂直，石缝里结着冰。没有路，没有绳索，战士们徒手抠住石棱往上挪，脚下冰层一碎，整个身子就悬在空中晃。连长肖邦与带着尖刀组在前面开路，每个人往上爬的时候，全身的重量都吊在几根手指和一小块踩实的石棱上。
　　年纪最小的战士二牛，身子最轻，爬得最快，第一个翻上了山顶平台。他迎面撞上了敌军的一名哨兵，没有犹豫，飞扑上去死死卡住对方的脖子。敌兵挣扎着拔出匕首，连刺数刀，其中一刀正中心脏。
　　肖邦与紧跟着翻上平台，解决了那个哨兵，然后把二牛抱在怀里。年轻人气若游丝，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连长……没，没暴露。”手垂下去，再也没有醒来。
　　尖刀组没有停。三颗手榴弹同时落进敌后阵地，罗定坤的机枪随即开火。山下的正面冲锋号骤然响起，敌军前后受击，阵地彻底崩溃。那条被机枪封死的北上通道，被一群从绝壁上摸上去的人撕开了。
　　山下部队乘势发起总攻，战斗从下午一直打到深夜。守敌一个营几乎被全歼，毙敌160余人，俘敌营长以下100余人，缴获枪炮500余支（门）、战马20余匹。
　　在那场激战后，连队的一把大刀刀身已多处卷刃。这把刀后来被带出了洛南，带过了长征，带进了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今天静静地躺在第74集团军某旅“红三连”的荣誉室里。刀身上的每一处卷刃，都是一次没有退缩的证明。
　　九泉山战斗的规模不算大，但它发生在红二十五军入陕的第一天。没有这一仗，就没有次日翻越蟒岭、在庾家河坐下来开会的那张桌子。它用一群年轻人攀上绝壁的代价，把一支队伍从“被堵在入陕路口”的境地中推了出去。“九泉山这一仗，打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威风。这是红二十五军入陕后的第一场硬仗，虽只歼灭敌军一个营，却打出了士气，为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时伟宏说。
　　胜利之后，红军连夜急行军翻越蟒岭，向庾家河开进。
　　休 整
　　从庾家河往东北，翻过几道山梁，就到了高耀镇会仙村。9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红二十五军是被人抬着、搀着走进这条山沟的。
　　1934年12月10日的庾家河血战中，军长程子华双手被重机枪子弹打穿，副军长徐海东头部中弹、昏迷不醒，营连干部几乎换了一茬。
　　12月19日前后，这支部队从蔡川整编后转移至会仙台一带，兵力已从出发时的近3000人减至2000余人。
　　会仙台不是随便选的落脚点。1928年，刘志丹等人就在这里发动群众成立过农民协会，会员最多时发展到1000余人。7年前播下的火种，在这个冬天等来了需要它的人。
　　红军进村时，露宿村头，不进屋，不扰民。在那个“兵过如梳”的年代，这样的队伍反而让百姓不敢靠近——会仙台的群众纷纷躲进了深山。
　　第一个走出来的，是47岁的吴成美。他在会仙台筹资办学，见过形形色色的队伍。他远远地看着红军：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但军容整齐，没有一个人动老百姓的东西。
　　探知这支部队刚刚与国民党军队血战一场，正带着重伤员寻找落脚之处后，吴成美做了一个决定，他把红军迎进了自己办的学校，让妻子烧水做饭，然后一家一户去喊人，告诉躲在山里的乡亲：这支队伍不一样，是咱老百姓的兵。
　　群众陆续从深山里出来了。他们把红军战士接到自己家里养伤，而军部则驻扎进了村中的红水河张家院子。
　　张家院子过去是一个客店，南来北往的客商在这里歇脚，也带来了四面八方的消息。军长程子华被安置在张忠和、张忠福兄弟家中，双手的伤口需要每天用盐水煮过的布条探进去排脓消毒，剧痛让他时常昏迷，但他就在这间山沟里的农舍中，一边养伤，一边指挥作战。
　　张家兄弟五人，老大张忠贵，老二是个哑巴，老三张忠和，老四张忠书，老五张忠福。红二十五军离开会仙台后，老四张忠书跟着队伍走了。张忠和的儿子张后宝后来对来寻访的人说，父亲那一辈人认准了一个理：这支队伍为穷人打仗，咱就得管。
　　休整不是躲起来养伤。在会仙台，红二十五军在当地打土豪、退追兵、扩红军。
　　“打小听老人们讲，1934年冬天，红军就驻扎在咱会仙村，伤员住在老百姓家里，我奶在世时常说，红军纪律好得很，借东西照价给钱，走的时候把屋里扫得干干净净、水缸挑得满满的。”82岁的会仙村小南沟组村民方宪德说。
　　老一辈传下来的话，他记了一辈子——那些穿草鞋的年轻人，给穷人家挑水劈柴、待人和气，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方宪德说，红军在村里住了十来天，临走时不少后生跟着队伍走了，其中就有吴成美的儿子吴开银。在山西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贴着吴开银的嘴唇左侧呼啸而过，他满脸是血地倒了下去，被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伤好后找不到部队，他回到了会仙台，嘴唇上留下一道疤。
　　当年吴成美为红军伤员提供掩护和食宿，多年后，山西的百姓用同样的方式救了他的儿子。吴成美的孙子吴林贵后来当了会仙村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站在张家院子已经坍塌的屋基前，他说起祖父和父亲的故事，最常提的不是“贡献”两个字，而是“接住了”。
　　今天的红水河张家院子，只剩四间坍塌的房屋和残破的砖雕窗棂，大门上“毛主席万岁”的字样已经斑驳得难以辨认。
　　但90多年前那个冬天，在这条山沟里，一个教书先生、一户开店的人家、一群从深山里走回来的百姓，用屋檐和灶火接住了一支伤痕累累的军队。
　　红二十五军从会仙台走出去的时候，程子华的手还没有好，徐海东的伤还没有痊愈，但这支部队有了继续向西、向更远处走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