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京夫(郭景富)不但是商洛的名片，更是商洛人的骄傲，他以老黄牛般的毅力默默笔耕，用400多万文字的作品为读者铸就了一座文学的丰碑，成为激励文学后人的灯塔，而自己却累倒在他深爱的文学殿堂，最终变成了遥远天宇上的一颗星星。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每每提及京夫这个名字，都有一段或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的故事。
　　羊年冬季，我因工伤在西安的父母家中休假。一天上午，在帮父亲整理书架上的存书时，突然，从一本旧书里掉下了一叠手稿，手稿的纸张已经发黄，但字迹还算清楚。展开纸张，这才发现是《石窑的变迁》初稿，虽然那是用蜡纸刻板油印而成的，但工整的字体不亚于今天的电脑打印出来的。
　　我问父亲是谁写的，他满含深情地说：“是你景富叔写的。”
　　“景富？我怎么没听过？”
　　他说：“就是你京夫叔呵。这篇稿子是他和我在大荆区乡土教材编写组时写的，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此稿就是他用蜡纸刻印出来的。”
　　简短的一番对话后，父亲给我讲述了他与景富叔一生交往的历程。
　　那是1964年的秋冬之交，父亲调出了商县县委，来到距县城百十里外的大荆区，担任宣教干事。他到大荆区没几天，区长就对他说，腰市小学出了一个反革命叫郭景富，要在全区大会上批判，因为你管文教工作，这次批判大会你要做重点发言。说毕，便把一沓材料交给了他。
　　送走了区长，父亲的脑子里一直在搜索着郭景富这个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却一时想不起来是怎么一个人，更觉得这个名字似曾相识。直到下午，一个人来到区委大院后边的大荆河畔散步，才忽然想起了这个名字来。原来，大约在两年前的一天，商洛报的文艺副刊上，有一篇《两全其美》的小小说，写得非常精致，无论是人物塑造、情节设计还是语言方面，都让人击节拍掌。他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就记住了小小说的作者叫郭景富。又过了两个多月，父亲的小说《我媳子和我妹子》在副刊发表。不几天，那个叫郭景富的人，又在同一版面发表了一篇评论：《新式农民的新品质——〈我媳子和我妹子〉读后》，评论中有肯定的地方，也有否定的地方，是一篇有理有据的好评论，更加深了他对郭景富这个人的记忆，心想，等啥时候遇到了这位老先生，一定要好好感谢一番。
　　令父亲感激的人很快就遇见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郭景富并非是位老先生。当主持人宣布把郭景富押上台的时候，父亲一下子懵了、呆了，一个白白净净、斯斯文文、青涩而又阳光、比自己还小的年轻小伙子，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他心里暗暗地想。
　　那次批判郭景富的会，父亲的发言虽然扣了不少大帽子，但却没有实际内容。尽管这样，他仍觉得很后悔，觉得对不起他，以至于会上别人都说了些啥，他一句也没听进去，满脑子回想的是，郭景富是怎么一个反革命，是不是被冤屈的？
　　批斗会结束后不久，作为主管全区文教工作的父亲，便有意走进学校的教师中进行了解，他想弄清青年郭景富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通过走访，他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郭景富1942年出生于秦岭山中一个农民家庭，马角山葱葱郁郁的林木与双庙子河的清清泉水，把他抚养成为一个质朴而又俊秀的小伙。因父母生活艰辛，只能送他上吃饭不掏钱的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品学兼优，不但文化课学得好，还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篮球、乒乓球场上，常常有他的身影。同时，他还对音乐情有独钟，是学校仅有的几个全才之一，他和田涧菁、沈庆云被誉为当时的商师“三优”。商师毕业后，他被分到了腰市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田涧菁被分到了商洛剧团，担任专职编剧，沈庆云被分到了新华社陕西分社商洛记者站担任记者。
　　郭景富一参加工作，那种年轻人特有的锋芒就开始表露出来，对什么事都充满了好奇，对五彩缤纷的生活充满了挚爱。他一边教书，一边练习写作，尤其爱写日记。因为爱好音乐，他特意购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没想到就是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和日记，给他带来了厄运。
　　由于当时学校条件差，教师的办公室既是办公的地方，又兼做宿舍，且房子与房子间只隔一堵土墙，楼顶的顶棚是用旧报纸糊的，隔音效果极差。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他欣赏音乐时将声音开得很低，因为别人听不清内容，有人就怀疑他在收听敌台。而写日记则被人误认为是抒发不满情绪。一个周末的下午，郭景富上完课简单地收拾了一番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马角山休礼拜。待第二天下午赶回学校，发现他的房子摆设依然如故，但他视为至宝的42本笔记本却似乎被人翻过。原来，就在那天他刚离开学校不久，一些对他持怀疑态度的所谓积极分子，就拨开窗子入室，对他的房子进行了全方位地搜查，除了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外，还收获了他码放在办公桌上的日记本。积极分子喜出望外，对缴获他的日记本连夜进行审查，最终以他在日记本中记有不满言论作为罪证。其实，他的日记并不是什么反党言论，都是一些个人对生活的感悟，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日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不过是对个别校领导有意见，发发牢骚而已。至于说“南方出才子，北方出武士”，是指南方山水灵秀人多机巧、北方山高地广人多粗旷，既不是贬低北方，更不是攻击大好形势。
　　父亲得知了这些所谓的“罪状”后，就记在心里。从1964年秋到1969年春，5年的时间里，父亲一直辗转在商县文工团、商洛剧团之间，除了写一些小戏外，大量的时间是与剧团一道下乡轮回演出。在那1500多个日日夜夜里，尽管他人不在大荆，却对自己在批判郭景富会议上的发言充满悔意。直到1969年仲秋，结束了五年的借调生活，父亲又回到了大荆区。这时，由于当时没有统一教材发给学校，教员常为无米之炊而感叹，家长常为学生无书可读只能读天书而焦虑。作为一名文教干事，他琢磨着其他事情不能干也干不成，倒不如编写一些当地的风物、传说和工农业生产上的真人真事，作为乡土教材发给学生。于是，这才和领导商量，把郭景富调到区乡土教材编写组。
　　回忆那段乡土教材的编写过程，在父亲看来编写组的几个人中，要数郭景富的文字功夫最好。他除了写文字稿，刻印上的事也都由他一个人大包大揽。他常常利用晚上时间，就着一盏煤油灯，默默地写了改改了写，写好了刻板，刻好版再油印，等到第二天，一份份散发着油墨香的蓝色教材便摆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对于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父亲除了大加赞许外，工作之余曾多次向他表示歉意，不该在那次批斗会上发言。而郭景富每次都会大度地一笑：“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再说你那天也没有说过分的话。”从此，两人成为至交，兴趣相投，脾性相通，整天沉浸在文学的百花园里，相互激励，相互仰慕，相互欣赏，用文字抒发自己的情愫。40多年过后，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亦不知是在怎样的境况下，郭景富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了《朋友屈超耘》，详细地记录了他和父亲由相知到相敬的过程。也不知为何此文一直没有发表，直到他去世六年后的2014年，《美文》杂志为了纪念他，才征得家属同意发表了它。当82岁的老父亲从网上含泪读完了这篇洋洋洒洒的散文作品后，来到室外的阳台上，双目眺望着浩瀚的天宇，久久不愿离开……
　　父亲告诉我，当年在教材编写组里，他和景富叔通过几个月跋山涉水、走村串巷地走访调查，了解到许多写作素材，而出自郭景富之手的《石窑的变迁》，由于调查深入、记录详细、观察细腻，立意正确，文辞通畅，没有干巴巴地讲道理，而是悄然无声地向人们叙述了一个温婉、凄楚、欢乐的故事，加之文章后附有教学建议，因而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喜爱。之后，父亲为了保存他和郭景富的友谊和对郭景富的敬重，就把这篇《石窑的变迁》的油印稿锁进了木箱里，成为一段尘封的记忆。人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话一点不假。今天重读《石窑的变迁》，仍让老父亲感慨不已、敬佩不已。
　　说起作家京夫与父亲的文字缘，还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在《石窑的变迁》之后，鉴于郭景富的真才实学，父亲建议领导，先把他借调到大荆中学，后调到商县中学教书。尤其是到商中教授高中语文，对于一个只有中专程度且年轻的基层体育教师来说，无疑是一步登天，有多少基层教师在乡下待了大半辈子，也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也就是这关键的一步，使得景富叔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1972年，父亲的工作调到了地区创作组，其时商县也成立了创作组，父亲又建议相关领导，将景富叔从商中调到了创作组并任组长。这时的景富叔便有了更大的舞台，和父亲的关系也更进了一步，两人时常或徜徉在书海或漫步在丹江河畔，谈理想谈人生谈写作。刚开始景富叔只写一些故事、小戏之类，随着生活积累的不断加深，视野的不断扩大，他开始把精力放在了短篇小说的写作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打磨，他的短篇小说有了质的飞跃与提高，先后有《手杖》《娘》相继发表并在全国获奖，从而奠定了他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也就是从此，全国的读者都知道了小说家京夫这个名字。由于这些成就的取得，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关注，1976年初春，景富叔被借调到省作协的《陕西文艺》(《延河》的前身)杂志社协助审稿工作。1985年仲秋，他被正式调到省作协成为驻会作家。从此，他的小说创作呈井喷之势，不断有新作发表，而最为著名的是长篇小说《文化层》《八里情仇》和《鹿鸣》。
　　时隔十年以后，也就是景富叔的短篇小说《手杖》在全国获奖后的第四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将祖国大地荡涤得清清爽爽、晴空万里，父亲也欣然拿起了心爱的笔，又开始抒发自己的文化情愫。不久，就在《延河》上发表了《我所认识的京夫》一文，讲述了他与京夫编写乡土教材一事。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写稿时没有翻阅原文，只是凭着依稀的记忆将《石窑的变迁》写成了《石窑的传说》，“变迁”与“传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今天重读原文，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景富叔的人格魅力。试想在那个年代，一个身心里有创伤的文学青年，竟然对自己的不公待遇毫无怨言，还用一支生花的笔来宣传家乡的变化，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英明与优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充满了正能量，这种豁达、大度的心胸和视野，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我所认识的京夫》一文发表几年之后，父亲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约稿又写了《再说我所认识的京夫》，讲述了许多景富叔鲜为人知的故事。节目播出后，一个性情中人的京夫便家喻户晓。
　　应该说，景富叔成为驻会作家后，与父亲的文字缘仍在继续。虽然他已离开了商洛，但两人的关系却更为密切，迟早他只要一回到商洛，再忙再紧都要来家里与父亲见面畅谈，而父亲无论是到西安出差还是回老家探亲，不去作协与景富叔见上一面，心里就觉得不舒坦。这样你来我往的友谊，让商洛与西安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
　　上世纪90年代初，京夫的长篇小说《八里情仇》出
　　版后，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程海的《热爱命运》一道被列入陕军东征扛鼎作品，在全国引起轰动。期间恰逢中国西部商贸洽谈会在商洛举行，为了推介商洛藉作家和商洛文化，身为地区文化局局长的父亲前往西安，请景富叔回商洛签名售书。一时间，地区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长的购书队伍，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令人难忘。也就是那一次，景富叔赠给父亲的签名本《八里情仇》，成为了永久的纪念。父亲每每捧起那沉甸甸的书本，思念的泪水就喷涌而出。
　　1992年年初的一天，回商洛休假的景富叔，来到位于商洛文化局的我家与父亲聊天，期间谈到了作家路遥欲到商洛采风之事，父亲听后十分高兴，当即就做出了邀请安排，让景富叔回西安后向路遥转达，希望他能在春暖花开时来商洛访问，但路遥因各种原因一推再推没有成行，最终留下遗憾。为此父亲写了篇《商洛山的追祭》的文章，在1993年3月27日的《文化艺术报》上发表后，景富叔第一时间进行了阅读，深为父亲的真挚情感所感动。十多年后的2005年，父亲因年及古稀，回到韦曲养老，景富叔在一次参加长安的文化活动时，特意打发当地同志约父亲到金长城饭店吃饭。席间，说到路遥生前未能实现到访商洛时，两人都倍感伤心。景富叔极其伤感地说：“我读了你那文章，你对路遥生前未能实现访问商洛的遗憾，我感同身受，我代表他在天之灵对你老兄表示诚挚的感谢！”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年的时间，景富叔就因病而离开了他挚爱的这个世界，留给父亲的是嘘嘘的叹喟与无限的感慨。
　　景富叔住院期间，由于病情的原因而不能前往探望，只能用电话询问与安慰，他仙逝后父亲禁不住悲痛，含泪写了篇《知交淡如水》的文章，以纪念他俩数十年的友谊。老父亲在年近八十、整理他的回忆录《恍如春梦却有痕——一个准文人的记忆》时，将此文收录其中，以表示对挚友加兄弟的深切怀念。
　　作为景富叔最原始的笔迹，《石窑的变迁》无疑是极其珍贵的，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对它更是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当老父亲把它交给我让我永久珍藏时，我捧着那沉甸甸的原稿，心潮澎湃，它必将成为一份珍贵的史料，激励着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勇于探索，砥砺前行！为此，我将作家京夫先生与父亲的文字缘记录下来，既是父亲对至交的思念，又是我对先生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