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本民
　　祖父名叫何宜臣，1901年5月12日出生于洛南县麻坪镇云蒙山村，1927年在华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在洛南县麻坪镇重新入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洛南县第一个中共党员。
　　因为家贫，祖父很小就给富裕人家打短工，以维持全家的生计。1925年秋天的一天，从未出过远门的祖父背上简单的行李，只身一人去山外谋生，也就是这次远行，成就了祖父简单而不平凡的一生。
　　举目无亲的祖父在华县七里寺小学当了校工，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这时，工农革命之火已在全国呈燎原之势，而在华县这个小小的县城，后来震惊全国的渭华起义正处于严密而紧张的策划之中，祖父所在的七里寺小学就是集中发展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重要据点之一。
　　祖父初到学校时，地下党在七里寺小学的革命活动还严密地回避着他。后来，随着地下工作的蓬勃开展，组织上看到祖父老实可靠，开始安排他做一些联络、放哨等简单的工作。因为祖父胆大心细、办事可靠，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认可。1927年春，祖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华县地下党组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组织对祖父的家庭、社会关系进行了秘密调查，同时确定华县地下党员杨贵芳、王作贤作为祖父的入党介绍人。
　　1927年5月，山花烂漫，春意正浓。在七里寺小学一个简陋的教室里，没有庄严的仪式，没有太多的见证人，怀着对党坚定的信念，26岁的祖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渭华起义骨干力量徐权中旅抵达华县瓜坡镇，宣布渭华起义，后转战洛南、丹凤、商州等地，于8月中旬从紫荆关进入河南。华县作为渭华起义始发地，祖父和七里寺小学不少地下党员参与其中。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里，祖父主要参与了三项工作：一是参加党组织秘密会议。那时的地下党会议多在晚上召开，参会人员小范围通知，只和自己的上级单线联系。为了保守机密，开会地点临时通知，而且不断变换。当时党组织的会议主要在七里寺学校附近的民房、旅店里召开，开会时不许点灯，不点名，不介绍参加人和主持人，不作会议记录，也不许交头接耳，不互相打听。二是负责传送各类情报。组织规定，情报一般折成比小拇指还窄的寸把长的小纸条，紧紧夹在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借上街买菜的名义传送到指定地点。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纸条不许离手，也不许装在衣袋里，更不许藏匿在目标以外的任何地方。遇到危急情况，要迅速装做伸手摸下巴状，把情报吞进肚子里，绝对不能泄密。“我就吞了成十回呢，幸亏没被发现。”祖父曾这样给家人说过。三是从一个叫侯坊的地方给华县地下党捎回指示。
　　1928年5月中旬的一天，祖父把情报送到侯坊，又从侯坊捎回了党组织的指示，刚刚走到七里寺小学门前三四百米处，一个老大爷神色慌张地把他拉到墙角拐弯处，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你怎么还在这里？坏家伙们正在到处寻你哩，你们学校的温校长（全名温济厚）都让他们杀了，现在正在到处抓你，孩子，快跑吧！”直到这时，祖父才知道七里寺小学校长温济厚也是地下党员，还是他的上级领导。想到手里的文件，祖父急忙跑到学校后面的围墙拐角，趁着夜色在土墙上掏了个洞，把情报藏好，行李也顾不上拿，连夜翻山越岭回到了洛南麻坪。
　　渭华起义失败3个月后，形势稍微好转。8月份，祖父又偷偷潜回华县，寻找当初危急之中藏起来的情报，才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国民党把七里寺小学的教职员工“连盘端”了。在废墟里，祖父艰难地挖了几个钟头，什么都没有找到。失去了组织，无法继续工作，万般无奈之下，祖父只好回到家乡，过起了平常人的日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麻坪，祖父找到了当时的公社负责人，反映那一段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历史，但是当时正值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公社没有时间和精力核实，也没有向上级汇报。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到公社打听，知道自己的党员身份没有落实，就申请再次加入党组织。就这样，祖父在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了阔别将近22年的党组织。二次入党圆了祖父成为中共党员的平生夙愿，此后，他先后担任生产队、大队干部，多次获得“学大寨积极分子”“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我3岁时父亲去世，祖父凭着一手过硬的木匠活儿艰难地养活着一家七八口人。邻居提醒祖父，作为党的“老功臣”，完全可以向上级反映情况，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但每一次都被祖父婉言谢绝了。我多次听到祖父对别人说：“咱也没有作过多大的贡献，就不要麻烦党组织了。当初入党不是图什么，我啥都不要。”
　　祖父一生劳作不辍，80岁了身体依然硬朗，每日不停地下地干活，闲暇时做木工，家里至今留有祖父亲手做的大柜、饭桌、箱子等家具；他一生和邻里相处融洽，村里有人遇到困难时，他都热心帮助；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给组织添麻烦”“工作中不许给党组织丢脸”是祖父留给子女的信条，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永久的回忆。
　　1984年11月11日，辛勤劳作一生的祖父无疾而终，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