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大概是从脚底下升起来的——先是一双冻得发麻、在粗布棉鞋里瑟缩的小脚，然后是灌满冷风的裤管，最后才是被北风刮得发蒙的七八岁的孩子，让奶奶枯瘦却温热的手牵着，跌跌撞撞走进那条街。
　　那时我的世界小得很。山坳里的村子，十几个孩子的学校，几间老屋，一眼望到头的天。父母在千里外的工地上，模样是汇款单上的字迹，是电话里沙沙的杂音。我的日子，就是爷爷的旱烟味，是奶奶衣襟上洗不掉的柴火味和阳光味。只有冬天，奶奶说：“走，上东街扯布去。”我暗淡的心情，才倏地亮起来。
　　东街是商县城的一条老街。可在我心里，它不是一条街，是个大世界。石板路被踩得温润，两旁铺子挤挤挨挨，木板门黝黑，玻璃柜台蒙着薄灰。空气里有烧饼的焦香，中药铺的清苦，铁匠铺的煤火气，还有布匹那股绵软的旧灰尘味。奶奶攥紧我的手，在人来人往的街上走，像艘稳稳的小船，直奔布摊。
　　花花绿绿的布从架子上垂下来，一卷卷立在那儿，像藏着好些安静的梦。奶奶伸出皲裂的手指，一匹匹摸过去，捻捻厚度，对着光看看纹路。她看得仔细，好像不是挑布，是给我挑一整个冬天的暖和。最后她总会指着一块说：“这个衬我娃。”或是水红底撒白梅，或是宝蓝底绕黄莲。那布到了奶奶手里，就成了准信儿，过不了几天，就能变成专属于我的棉袄，挡得住外头所有的寒冷。
　　回到家，奶奶戴上老花镜，把布铺在炕上，用画粉画上线条，剪刀咔嚓咔嚓响，干脆利落。我伏在桌边写作业，总忍不住扭头看她，昏黄的灯光下，她驼着背，银针带着线在花布上穿来穿去，动作快得看不清，只听见线穿过厚布的嗖嗖声。那声音稳稳的，把窗外的风雪都隔远了。
　　新棉袄上身那天，是顶重要的日子。奶奶帮我穿好，抻平衣角，扣好扣子。有一年的扣子我记到现在，粉色的塑料圆扣，上面画着小小的笑脸。奶奶把最上面那颗扣好，让笑脸贴在我的下巴底下，退后两步眯眼看，皱纹里全是笑：“我娃真俊。”我穿着它昂头走进风雪里，走进那间小教室，觉得怀里揣着一整个冬天的暖。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就挺起胸脯说：“我是东街里的人。”好像那件棉袄，就是能去往那个大世界的凭证。
　　后来凭证就没用了。父母把我接到大城市里，塞进一个明亮却陌生的地方。这里冬天有暖气，衣服都是商场买的，挂着不认识的牌子。第一个冬天，奶奶的棉袄还是寄来了。打开包裹时，我闻到了老屋和阳光的味道，粉色笑脸扣子还憨憨地笑。
　　可我穿着它去学校，教室里炸开的笑声像冰碴子。“看那扣子！”“这花色也太土了！”那些打量的目光，把我钉在原地，从前引以为傲的东街，在这儿成了羞于提起的记号。
　　回家我就闹了，把棉袄狠狠摔在地上。粉色扣子砸在砖上，响得可怜。我喊着：“土死了！再也不穿了！”没多久奶奶打来电话，母亲在客厅低声解释，语气满是歉意。我躲在门后，听见电话那头好一阵沉默，然后是奶奶温和的声音：“不穿就不穿吧，城里暖和，用不着这个了。”
　　棉袄被收进了衣柜底层，奶奶也再没有给我做过棉袄。我的冬天，被各式各样的羽绒服填满，暖和是暖和，却都一个样。日子一天天过，老屋和东街，在记忆里慢慢变小、变淡。直到有次回县城，特意去了东街，才发现那条走不完的街，从头走到尾不过几百米。铺面都翻新了，再不是之前的样子。我站在街心，一阵穿堂风刮过，凉得钻骨头。原来不是我长大了，是我把那条街，把做棉袄的人，弄丢了。
　　再后来，奶奶卧病在床。我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那双手枯瘦得像树枝，再也捏不起一根针了。聊起从前，我犹豫着提起东街，提起那些棉袄。奶奶浑浊的眼睛里忽然亮了一下，她笑了，嘴唇动着：“你都还记得……那粉扣子，带笑脸的，你小时候顶喜欢……”她没提我哭闹的样子，没提那件被扔掉的棉袄，她只记得我喜欢。
　　我转头看向窗外的枯树，喉咙里堵得发慌。那一刻我才懂，奶奶给我的哪里是一件棉袄。是她把日子的暖，一针一线缝进了布里；是她用那双巧手，给我织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小世界，可我就这样轻易地推开了。
　　我终于明白，我失去的不是一件棉袄。是那种把琐碎日子缝成温暖的本事，是那个裹着花布香气的冬天。后来的冬天，我有各式各样的保暖衣，却再也找不着那件有着笑脸扣子的、奶奶做的棉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