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对洗头这件事都有着复杂的情感。上初中之前，理发、洗头都是在家里，那时候还没有电推子，每每头发长了，总是父亲亲自上阵，用手工推子给我们弟兄两个理发。在父亲的认知里，男孩子的头发每个月都要理一次，否则就是二流子的模样，形象可恶，面目可憎。自己理发既方便又节约，确是两全其美之事。
　　我怕父亲给我理发，尤其害怕父亲给我洗头。手工推子80后见过的人不多，遑论用过。它的缺点是每捏一次才能铰断一些头发，如果操作失误或者推子牙齿生锈，突然提起或者卡壳，就会把头发拽得头皮生疼。父亲极其严厉，遇到这种情况不允许我们吭声，否则耳刮子就会上脸，还要说一句：“嚎叫啥哩，男娃这点疼都受不了。”
　　那时候，洗头用的是洗衣粉，相对于肥皂、香皂洗头的黏涩和色泽，洗衣粉洗出来的头发亮丽又飘逸。当洗衣粉抹上头的那一瞬，头皮上瞬间生出灼烧感，散发出湿毛发难闻的气味。父亲手重而快，一阵揉搓，一阵抓挠，能听到指甲与头皮摩擦噌噌作响的声音，头皮被抓挠得生疼，我们却不敢吭声，眼睛也被辣得难受，也不敢伸手去擦，就紧紧地闭着眼睛，屏住呼吸，直到听见父亲说好了，才接过毛巾，急急地擦擦眼睛和流进脖颈的水，再洗洗自己的脸和漆黑的脖子。小孩子是不喜欢洗脖子的，所以脖子和脸的颜色经常对比明显——黑白分明，黑黑的脖子通常被大人称作“铜勺铁把”。
　　岁月流逝如白驹过隙，自从再也不用父亲给我理发、洗头之后，父子间的角色很快就有了转换——给父亲洗头。进入古稀之年后，父亲一年差不多要住四五次院，洗头这事基本就由晚辈负责，我不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多，动手给他洗的机会少。那年夏初回家，阳光透过新生的树叶亮得耀眼，风儿和煦，气温正好，曾经每天都坐在台阶上读书、看报、喝茶的父亲黯然失神，就那么精神涣散木讷地坐着。看着他不多的华发蓬炸着，就连胡须也长得像野草，我说：“大，我给你洗个头刮个胡子吧！”“行木……”父亲答应着，脸上透着孩子般萌萌的微笑。
　　搀扶着向一边倾斜、路都走不稳的父亲到了院子，我指着厦屋高高的台阶说：“就在这里吧，不用太弯腰，舒服！”父亲嗯嗯着，任由我摆布，低头，浸水，涂抹洗发膏，揉搓，清洗，擦干，父亲像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一样听话。我就讲小时候他给我理发、洗头的往事，父亲笑出了声说：“你那时候咋不说你不舒服和害怕呢？”我说：“你想一想，这辈子你的两个儿子啥时候在你跟前说话不打颤……”
　　给父亲刮胡子时，我选择了手动刀架，这个老样式的物件清理须发比电动的效果更好。父亲依旧听话地配合着：润湿，用热毛巾捂，涂肥皂泡，揉面，刀片划过胡茬的噌噌声清晰而明快，父亲那黧黑而松弛的皮肤很快就一片光洁。“舒服……”父亲滋润地感叹道。我说：“过去用刀片剃须三两次刀就钝了，刮起来生疼呢。后来的电动剃须刀尽管不疼，却因为不用水和剃须液，少了洁面的清爽感……”父亲就一直嗯嗯地赞同着。
　　父亲是在过完75岁生日十二天后离开人世的。父亲生日前三天住进了医院，已经下不了床了，他只能斜着身子坐在床上，我用湿毛巾将他的头擦湿，涂上洗发膏揉洗好后擦洗了三遍，用的是流行了很多年的干洗模式。父亲那会恰好清醒，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干洗……”他乖乖地配合着，嘴里应答着我的问话，却很快就颠三倒四不知所云了。之后，父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再后来就插着管子拉回了老家，依靠打碎的流食维持生命。
　　回到家的那些日子里，父亲一天到晚都紧闭着双眼，意识模糊地靠在高高的被子上，他再也无法躺平，也无法说话，只有疼的时候哼哼着提醒我们给他翻身。
　　我是在收拾东西往老家赶的时候接到哥哥电话的：“老二，赶紧回来，大刚刚走了……”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时，他面容清癯而光洁地躺在堂屋帷帐后面的木板上，戴着一顶藏蓝色的西瓜帽。我知道，那顶崭新帽子下的头颅也一样光洁。可是，父亲最后一次的须发却不是我亲手给他打理的……